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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第1页）
&ldo;主权在民&rdo;与&ldo;立法权在民&rdo;，非一事也。孟子主张主权在民者也，而未尝言立法权在民，此间有历史上关系，不可遽责古人。盖吾国前此本无国民立法之制。其在欧洲，则教会之大会议（uncil），法之总会议（états-généraux始于一三〇二年），英之巴力门，皆国民立法机关之先声。更先于此，则希腊、罗马之共和政治尤古矣。欧洲十七八世纪之学者惟有所取法，有所观鉴，故国民立法之说大昌。吾国言民权者如孟子，惟无所取法，故其于民主立法之说寂然无闻。吾辈有历史观念者，未可遂厚非古人也。
孟子言民权必称尧舜，犹孟德斯鸠之称英伦，卢梭之称罗马、瑞士也。此可见历史成例之重要矣。
儒家中惟荀子之说微有异同。（适按：此亦不然。孟子之说岂无异同乎?）荀子不认有自然法者也……而惟以人定法为归。
《性恶篇》……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娇饰人之情性而化之。
荀子以性为恶，自不得复认有自然法。……荀子者，谓支配社会之良法恒反于自然者也。故其言正不正之标准不以天，而惟以圣人。
《性恶篇》……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
《王制篇》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礼论篇》……君师者，治之本也。
《礼论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
《天论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惟圣人不求知天。
《天论篇》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适按〕此种&ldo;戡天&rdo;主义，何等精辟!
推荀子之论，必归结于贵人而贱法。
《君道篇》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有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二、道家
道家亦认有自然法者也。然其言自然法之渊源，与自然法之应用，皆与儒家异。……彼不认自然法为出于天。故曰，&ldo;天法道，道法自然&rdo;。……其意盖谓一切具体的万有，皆被支配于自然法之下。而天亦万有之一也，故天亦自然法所支配，而非能支配自然法者也。而自然法不过抽象的认识，而非具体的独立存在也。故曰，&ldo;恍兮忽兮，其中有象&rdo;。夫自然法之本质既已若是，是故不许应用之以为人定法;苟应用之以为人定法，则已反于自然法之本性矣。故曰，&ldo;物或益之而损&rdo;。又曰，&ldo;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rdo;。……故绝对的取放任主义，而谓制裁力一无所用。非惟无所用，实不可用也。……故道家对于法之观念，实以无法为观念者也。既以无法为观念，则亦无观念之可言。
梁氏此论，大谬有三：
第一，梁氏不知老子之自然法乃儒家法家言治言法之所自出。儒家之论无为之治及自然法，虽谓出于老子可也。（孔子尝受学于老子。《论语》尝称无为之治。《易》之言自然法亦与老子不悖）若法家之出于老子，则《管子》《韩非》之书具在，不待吾赘言矣。
第二，老子未尝不许应用自然法以为人定法也。老子曰，&ldo;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rdo;。梁氏引其下半而去其上半，遂诬老子。老子处处教人法自然，故曰：&ldo;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rdo;
第三，梁氏谓老子既以无法为观念，则亦无法之观念可言，则尤谬矣，老子之自然法，&ldo;无为&rdo;而已，&ldo;自然&rdo;而已。人定法宜&ldo;守&rdo;此&ldo;法&rdo;此，以听民之自然。&ldo;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rdo;。后世法家无不以无为为最上目的者。老子与法家不同之处，在于老子欲以无为致无为，而法家欲以有为致无为。《管子》曰，&ldo;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rdo;。（《白心》）又曰，&ldo;圣君任法而不任智……然后身佚而天下治也&rdo;。（《任法》）韩非曰，&ldo;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rdo;。此皆以无事无为为鹄者也。虽谓法家之&ldo;法之观念&rdo;皆起于老子可也。（参看王荆公《老子论》）
三、墨家
墨家之持正义说及神意说，与儒家同;独其关于自然法之观念，与儒家异。
《天志&iddot;下》墨子置天志以为仪法。
《法仪》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为治法……莫若法天。……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
《天志&iddot;中》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将以度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不顺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
墨家实以正义说为法学之根本观念者也。而正义之源一出于天。故曰兼采正义说与神意说也。
认有自然法者，必谓自然法先于万有而存在，必谓自然法一成而不可变。（适按：此亦不然。）是故有所谓&ldo;命&rdo;者。《记》、《中庸》所谓可以前知，知此物也。而墨子非命，是不认自然法之存在也。（适按：命与自然法是两物。）凡语人类社会之法律，而以自然法为标准者，则标准必存于人类社会之自身。人心所同然者，即立法之鹄也。故人民总意说与自然法说恒相随。我国儒家说有然，欧洲十七八世纪之学说亦有然。墨家不认自然法，因亦不认人民总意。
此说亦有大误处。
（一）墨家认天志为正义之法仪，是未尝不认自然法也。欧洲学者多以自然法为上帝之法，虽孟德斯鸠亦持此说。
（二）谓人民总意说与自然法恒相随，亦大误也。霍布士认有自然法者也，而归结于君主专制。是其一例。
（三）墨子非不认人民总意者也。&ldo;人民之总意&rdo;与&ldo;人人之私意&rdo;有别。卢梭为人民总意说之最大巨子，而其辨总意（neralwill）与人人私意之总（thewillofall）甚切。墨子所非者乃&ldo;一人一义，十人十义&rdo;&ldo;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rdo;。此乃人人之私意，而非总意也。总意所在，非尽人所能见，故有尚同之说，以壹同天下之义，使民交相爱，交相利焉。此天志也，而即人民总意也。
（四）墨家与儒家（孔子）大异之点在其名学之不同。孔子正名。其名之由来，出于天之垂象，出于天尊地卑。故其言政，乃一有阶级之封建制度，所谓&ldo;君君臣臣父父子子&rdo;者是也。墨子论名之由来出于人人之知觉官能，西方所谓&ldo;实验派&rdo;（epiricis）也。人见物，各以意名之。名之流行，由&ldo;互诺&rdo;而定。互诺者，西人所谓相约（nventions）也。惟人人各有其义，又人人皆为名之起原（即正义之起原。梁氏谓墨家以正义之源一出于天，非也。墨家以天志为正义之法仪耳，非以天志为之原也），故墨子兼爱平等之说实以其名学为之根据。孟子虽非墨家兼爱之说，而其政治思想以民权为归宿，其受墨家之影响于无形之中者大矣。梁氏知孟子民意之说根据于&ldo;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义也理也&rdo;之说，是矣。而不知孟子之名学，已非复孔子之名学，乃变形的墨家之名学也。孟子曰，&ldo;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rdo;。此乃归纳的名学，乃实验的名学也。无墨子，必无孟子。孟子者，儒墨并立时代之产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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