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满洲国；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利和合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中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及其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港口、水陆等应适应日本军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确保《纲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条款的执行。

此《纲要》简直就是一份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占领宣言，令许多主导此次“和平运动”

的日方和汪方人员大感意外。

最早秘密潜往东京，与日本取得和谈联系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团，离开上海回到了重庆，并在香港《大公报》披露《纲要》的全部内容。

与他同时返回重庆的还有陶希圣。

汪精卫本人也既忧且惧，草案签字后流著泪说：“这个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

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为什么“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

？因为上述地区为日军所占领已成事实，你签不签约，反正是拿不回来的。

用汪氏集团第三号人物周佛海的话来说，“沦陷区是蒋先生把它丢掉了的，不是我们把它丢了的，我们今与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丧失多少的问题。”

（为《中华日报》撰写的社论）这话有漏洞，因为蒋先生虽然把它丢了，但始终没有同意给人家，还要坚持打回来。

但汪氏“和平运动”

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就在这里：我认为打不赢，所以才同意把你丢掉的给人家；如果你打得赢，那我同意给人家的也丢不掉。

即如台湾，是清朝把它丢掉了的，抗战胜利，不是仍然要回来了吗？

当然，汪精卫的观点与周佛海还不一样，他认为“凡中华民国的事，即无论是蒋先生作的或谁沦陷的，我们皆应负责。”

他甚至表示：“我们做和平运动是为使抗战有终之美，不是为与抗战敌对。”

（胡兰成《今生今世》）

事实上，东北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根本就没让打给丢掉的。

满洲国的成立，中国也没向日本宣战，差不多是默认了。

西方各国，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战世界地图集，仍将满洲国划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一个国家。

汪精卫只是无可奈何承认既成事实。

就在此密约签署前四个月，汪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统计出缺席代表人数名单上，赫然印著“东三省代表”

的字样。

汪政府成立后，汪曾到“满洲国”

访问，在盛大的欢迎会上，他满含热泪地说：“我们以前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

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军司令官为之瞠目。

承认满洲国，同意以日占区的物资资敌，是汪政权的底线。

也就是说，他的卖国，他的坏，基本上到此为止。

密约的披露，产生了间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