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2日的《大公报》上,刊发了洪业的《清末革命史料之新发现‐‐刘师培与端方书》。这封据考写于1907年冬的输诚信,与1904年正月的劝降函(手稿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ldo;端方档&rdo;),形成绝妙的对照,让人感慨万端。&ldo;劝降&rdo;与&ldo;输诚&rdo;的对象,竟然都是满洲贵族中颇有改良思想的&ldo;端帅&rdo;!
自称&ldo;幼治《春秋》,即严夷夏之辨&rdo;的刘光汉,先论证一番&ldo;恢复神州之土&rdo;的必然性,而后&ldo;推心置腹&rdo;地奉劝端方:&ldo;故为尔辈计,莫若举西(两)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之民,亦可援明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授官,封圻坐拥,岂不善哉?&rdo;[14]一介书生与封疆大吏,二者力量悬殊,决定了其&ldo;劝降&rdo;只是笑话一桩。
时过境迁,由&ldo;劝降&rdo;转为&ldo;输诚&rdo;,话可就不大好说了。端方大概忘了那封劝降信,刘师培则不能不先做自我检讨。照样强调自己的家学渊源,不过,这回的语气,由原先的&ldo;炫耀&rdo;,一改而为&ldo;忏悔&rdo;:束发授书,勉承先业,略窥治经家法,旁及训故典章之学。意欲董理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适时值艰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华夏之辨,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私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激刺,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3)
即便是检讨文章,刘师培也都写得章法分明,开篇即强调其初衷乃&ldo;哀民生之多艰&rdo;,并尽量将&ldo;政治立场&rdo;转化为&ldo;思想认识&rdo;。紧接着,笔锋一转,境界&ldo;豁然开朗&rdo;: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之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口。对于输诚者来说,单是骂骂&ldo;民族主义尤与公理相违&rdo;,显然还远远不够。于是,刘师培开始为如何巩固大清的江山社稷出谋划策。据说,最有效的补救之策有五:民事不可轻也;豪民不可纵也;外观不必饰也;农业不可忽也;浇德不可长也。可这些治国方略,纯属纸上谈兵,相信端方不会感兴趣。真正体现刘君&ldo;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rdo;的志向的,还是下面这段悄悄话:若明公俯鉴其愚忱,乞暂将此次之报告秘密弗宣,并俾师培时往来东京、上海间,以徐行其志,则一二载之内,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抒国家之虞。[15]如何保证&ldo;徐行其志&rdo;不是&ldo;缓兵之计&rdo;,有附录的&ldo;弭乱十策&rdo;为证。十策中,最关键、也最为切实可行的,一是让刘&ldo;暗为运动&rdo;,搞垮革命派诸报刊;一是卧底暗侦,如发现孙文、黄兴等&ldo;有潜入腹地事,即行报告&rdo;。后来事态的发展,与之大致吻合。
据标点并发表此信的洪业称,他见到的只是抄本,而非原件。因此件关系重大,希望&ldo;今尚有健在者,当能证其虚实也&rdo;[16]。时至今日,未见任何辨伪的文字,倒是弟子黄侃的题记,从另一角度确认了此信的存在。
黄侃《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撰于洪业披露此文的第二年,公开发表则是六十年后(见《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擅长考据的黄先生,不在辨伪方面大做文章,而只是在&ldo;解读方式&rdo;上下功夫,实在&ldo;不得要领&rdo;:
此书盖为脱身之计,兼遂绐资之谋。以迂暗之书生,值狡黠之戎虏,宁有幸乎?书稿流传,贻人笑柄,至可痛惜!然谓申叔反复无恒,卖友卖党,又谓所言可充史料,则何不于书中辞气细玩绎之。
不同意洪业&ldo;可充史料&rdo;的说法,可又拿不出此信当属伪造的证据,所谓&ldo;脱身之计&rdo;的假设,也就显得相当勉强。不过,黄先生对刘师培输诚后备受冷落的交代,倒是让我们大开眼界,领略封疆大吏是如何将一介书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到输诚信,端方先是致书,&ldo;道倾慕已久,得一握手为幸&rdo;;等到刘师培真正归降,&ldo;至则遽以肩舆舁入督署,三月不见,申叔遂见幽矣&rdo;。既然归降是真,不得重用,怨不得别人,也洗刷不了干系。故门人黄侃行文至此,感慨遥深:要之申叔不谙世务,好交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尝尽言而不听,有失匡救之义,侃亦何能无愧乎?[17]在《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中,黄侃还极力为其师开脱,称:&ldo;时命既差池,濡足增烦忧。逡巡岂初愿,审虑权图喉。利轻谤则重,位高祸实由。&rdo;[18]十五年后,读《与端方书》,终于不得不承认其师&ldo;好交佞人&rdo;,其&ldo;流谤及于身后&rdo;,乃咎由自取。
三、&ldo;洁身&rdo;与&ldo;内热&rdo;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与学界,与刘师培关系极为密切、谊兼师友的,大概当推章太炎和黄侃。章、黄二君,也都心高气傲,特立独行。可在涉及民族前途、国家命运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却很坚定,不曾出现大的偏差。这里仅以章太炎所撰《黄季刚墓志铭》为例,说明&ldo;昏&rdo;与&ldo;不昏&rdo;的差别:民国四年秋,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季刚雅与师培善,阳应之,语及半,即瞋目曰:&ldo;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rdo;遽引退,诸学士皆随之退。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19]章太炎对平日极为尊刘的黄侃,关键时刻之不徇私情,大为赞赏。古往今来读书人之讲求&ldo;气节&rdo;,这个时候方才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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