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作者真有所本,必定也是不实的传闻。查北京大学教员档案,在刘师培去世前一个多月,黄侃便已辞去北大的教职,转赴武昌任教去了。得到刘师死讯,黄侃先是以诗志哀,后又撰《先师刘君小祥奠文》,述及北京重逢以及别离的经过: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肺疾缠绵,知君不永,欲慰无辞,心焉耿耿。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诗表哀,恩德莫称,临文徘徊。[7]&ldo;未及辞别&rdo;故&ldo;遂成永诀&rdo;的黄侃,不可能分身来京倾听刘师培的临终忏悔,这点毫无疑问。不过,只提供黄侃不在现场的证据,最多说明方著考证有误;我更想说的是,依刘师培的个性及一贯行事风格,很可能&ldo;有怨&rdo;,但&ldo;无悔&rdo;‐‐尤其不会追悔其曾经积极&ldo;问政&rdo;。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2)
&ldo;论学而不问政&rdo;,既非刘师培本人所愿,甚至也不是其家族的传统。四代治经,不等于有意远离政治、拒绝仕宦,只是时运不济而已。才情横溢、心高气傲的刘师培,不会满足于皓首穷经,关于这点,读读《甲辰年自述诗》就能明白。&ldo;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rdo;;&ldo;一剑苍茫天外倚,风云壮志肯消磨&rdo;‐‐既壮怀激烈,又利欲熏心,二者密不可分[8]。朱维铮先生说得没错,少年得志且欲望强烈的刘师培,绝缘于革命思潮,则必定结缘于清朝统治,而绝不会&ldo;远离政治&rdo;。因为,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固守书斋,意味着远离功名利禄,老死南窗之下。而这绝非刘师培的志趣。另外,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能够敏感于时代潮流,&ldo;不仅趋时,而且超前&rdo;,提出种种即便时过境迁便烟消云散的激进主张,引起公众的注意,在思想史上留下痕迹,这也是一种获得成功的&ldo;诀窍&rdo;。如今,刘君留下一大堆五花八门变幻莫测的论学兼论政的文字,&ldo;或许他作为纯学者还达不到这样的成就&rdo;[9]。因此,对于蔡元培的惋惜,朱氏表示不以为然。
我想替蔡先生略作申辩。首先,&ldo;委身学术&rdo;,并不一定意味着&ldo;固守家法&rdo;或&ldo;远离政治&rdo;。清末民初几乎所有的大学者、大文人,都是&ldo;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rdo;,蔡元培本人更是如此。其次,蔡先生所说的&ldo;外缘所扰&rdo;,大概不是指关注国家命运,而是汲汲于社会的承认‐‐说白了,就是世人很难忘怀的&ldo;功名利禄&rdo;。再次,对于刘师培的惋惜,所有的友人及崇拜者,都是指向其&ldo;失节&rdo;,而不是其&ldo;问政&rdo;。古往今来,问政兼论学的文人学者很多,并非都像刘师培那样,落到被世人嘲骂的地步。
一句话,作为大学者,刘师培的陷落,并非因其&ldo;问政&rdo;的激情,而是因其介入社会的心态及手段。
二、&ldo;侦心探龙&rdo;的手段
30年代中,张继、汪东各自为《刘申叔先生遗书》作序,其时&ldo;筹安会六君子&rdo;恶名犹在,故二人均主要为刘君之依附袁世凯复辟帝制辩解。前者称&ldo;参政京师,卒为佞人牵引,其出处进退之间,颇遭讥议,要非其本怀,未足以为深病也&rdo;[10],这还只是推卸责任;后者的辩解更有趣:夫袁氏盗国,与胡虏华夏,则有间矣。申叔明春秋夷夏之防,严建卫种族之辨,激扬士气,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11]言下之意,刘君早年提倡&ldo;光复汉族&rdo;的大功,可以抵消其&ldo;复辟帝制&rdo;的小过。依汪君的意见,功过的大小,取决于涉及的物件:&ldo;种族革命&rdo;的重要性,远在&ldo;政体变更&rdo;之上。且不论种族、政体孰轻孰重,单是只讲刘君的&ldo;光汉&rdo;,而不提其沦为清廷密探,便知此乃出于友情的&ldo;曲为辩解&rdo;。
汪东出于好意,重提刘师培的反清活动。可实际效果则是&ldo;哪壶不开提哪壶&rdo;。刘君一生失误多多,有牵涉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有只是具体认识的问题。比如,常为人诟骂的主编《国故》月刊以对抗新文化运动,便属于文化观念的差异。依附袁世凯,撰写《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性质自是严重多了,但仍有&ldo;政见不同&rdo;可做托词。唯独由反清义士一转而为清廷密探,单从思想文化立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只能归结于个人的心术与德操。在我看来,刘师培一生最大的失误,正是由一代大儒沦落为&ldo;侦心探龙&rdo;‐‐如此恶谑的绰号,乃鲁迅1918年7月致钱玄同信中提出的[12]。钱、鲁二君,与刘师培的交谊深浅有别,但都推崇其为学而鄙薄其为人,尤其不能原谅其充当清廷密探这一下贱的举措。
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1907年末,正热衷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突然随妻子何震回国,向两江总督端方献&ldo;弭乱十策&rdo;。次年2月,重返东京的刘氏夫妇,政治态度更趋激烈,力主&ldo;颠覆人治,实现共产&rdo;。这期间,因提议改组同盟会并谋夺领导权不成,渐有异志,再加上因事与章太炎、陶成章等大起冲突,于是&ldo;外恨党人,内惧艳妻,遂不得不铤而走险,始真为江督端方之侦探矣&rdo;。归国后的刘师培,邀功心切,听说被通缉的陶成章自南洋归来,&ldo;日与两江督标中军官米占元往各码头查探成章行踪&rdo;,久之不得,难以复命,又乘革命党人不备,参加其秘密集会,终于密告成功[13]。此事固然可鄙,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其时刘君正满腔热情地宣传&ldo;最最新潮&rdo;的无政府主义!以前还以为是1908年10月因《衡报》被禁才&ldo;铤而走险&rdo;,故章太炎、蔡元培都尽力为其&ldo;一时糊涂&rdo;辩解;《与端方书》以及所附&ldo;弭乱十策&rdo;的披露,则表明刘君前一年归国时便已&ldo;打通关节&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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