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罗障日昼重昏,谁补河山破碎痕?
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
茫茫沧海正横流,衔石难填精卫愁。
谁谓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
作为一代高僧,此等诗句自可见其大慈悲心,也不难想象其传诵一时。可由此而颂扬为&ldo;爱国主义&rdo;、&ldo;同情革命&rdo;,则又未免离题太远。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寄禅赋感:&ldo;皖江一夕中峰摧&rdo;(《金陵闻安徽恩中丞被刺赋感》);慈禧太后病死,寄禅志哀:&ldo;北望河山涕自横&rdo;(《戊申十月二十四日……》);至于革命党人武昌举义,寄禅也大发感慨:&ldo;可怜黄鹤楼前望,尽化红羊劫后灰&rdo;(《遥闻四首》)。其实,作为僧人,没必要要求其介入直接的政治斗争。说他忠于清室不对,说他同情革命也不对,他只是有感国弱法衰。作为佛子,法之盛衰当然是第一位的,而法运、国运又往往联系在一起,故由忧法而忧国,这才谈得上&ldo;内忧法衰,外伤国弱&rdo;。寄禅之所以哀悼慈禧太后,诗人有注:&ldo;戊戌变法有请毁寺汰僧者,圣慈不许,其议始寝。&rdo;而寄禅之所以对革命党人一开始没有好感,乃是惧怕&ldo;只缘充学费,遂议割僧田&rdo;(《感事》)。实际上辛亥革命后各地确有毁寺办学之举,寄禅之赴南京谒见临时总统孙中山,以及到北京会见内务部礼俗司长,都是希望政府能禁止侵夺寺产。此等护法大事,在僧人看来自然是远远高于朝代的变更,因此,与其从政治斗争不如从宗教感情角度来理解寄禅的学佛而未忘世。
《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工诗未必非高僧(2)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僧人忧生忧世的感情与俗人相通,故其诗感人。即便如此,僧人作诗仍有很大限制,比如说,无法歌咏人类最崇高最圣洁的感情‐‐爱情,这几乎是僧诗无法弥补的一大缺陷。历史上有过写情诗艳词的和尚,如宋代的惠洪和近代的曼殊,可那是特例,非僧诗正格。寄禅作为一代高僧,自然不会涉此险地自坠罗网。可偏偏有人故意出难题,以艳诗见赠并索和,寄禅于是回敬:&ldo;名士美人幽怨意,云何却遣老僧知?&rdo;(《夏彝恂观察以赠沈桂芬诗索和……》)寄禅自恃道力高深,偶尔也故临险境,比如作《弃妇吟》、《前征妇怨》之类,不过此类诗寄禅无论如何也作不好,只因心存训诫,老怕招人笑话,不免要因情见道。如《题苏小小坟二首》:&ldo;风流回首余青冢,始信从来色是空&rdo;;&ldo;美人毕竟成黄土,莫向湖边泣暮云&rdo;。话是没说错,可实在大杀风景,全无诗情美感。只有一次&ldo;置之死地而后生&rdo;,寄禅居然于此中翻出新意来。事情经过是这样:寄禅作诗误用红叶题诗典故,被人抓住把柄,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辩解:
禅心不碍题红叶,古镜何妨照翠娥。
险处行吟方入妙,寄声岩穴老头陀。
确实是&ldo;险处行吟&rdo;,难为他如此妙解禅心,无怪时人称为&ldo;题红佳话又翻新&rdo;。寄禅本人也颇为得意,不作一绝奉答:
十年匿迹住深山,只有孤云伴我闲。
剩得风骚余习在,题红佳话落人间。
话是这么说,可我相信寄禅当年&ldo;险处行吟&rdo;时是吓出了一身冷汗。此事可一不可再,寄禅应有自知之明,特别是晚年名高,更不敢再冒此风险。而舍弃了男女之情,高僧吟诗不说淡然无味,毕竟有所欠缺,尤其是当他自觉道法日进之时。寄禅于此颇有感受:&ldo;华发秋来觉渐增,近年诗思冷如冰&rdo;(《次韵吴柳溪居士》)。
二
这里涉及到学佛与作诗的矛盾。寄禅终其一生,并未真的&ldo;诗思冷如冰&rdo;,反而因得到诸多当代名诗人的指教而进步神速。晚清诗家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樊增祥、陈三立、郑孝胥、易顺鼎、俞明震等都与寄禅相唱和,而且相当推许其诗作。若寄禅在晚清诗坛卓然成家的地位得到确认,那么问题就得这样转过来:如此工诗的寄禅,是否算得高僧?高僧与非高僧的界线相当模糊,这里不妨先探究寄禅的吟诗是否妨碍其学道,以及寄禅是如何处理学道与吟诗可能存在的矛盾。
寄禅在圆寂的那一年写有一首五律,中有二句颇为惊心动魄:&ldo;本图成佛祖,岂分作诗奴?&rdo;(《周菊人赠诗,次韵答之》)其实就在寄禅出版第一本诗集的时候,他就有过大致相同的表示:
噫,余为如来末法弟子,不能于三界中度众生离火宅,徒以区区雕虫见称于世,不亦悲乎!(《〈梅嚼吟〉自叙》)
此后,几乎每过一两年,寄禅就要专门作诗对自己的沉溺于歌吟表示忏悔。忏悔的原因,一是&ldo;我法看诗妄,能传不足荣&rdo;(《再成一首》);&ldo;愿向空王乞真印,谁甘慧业作文人?&rdo;(《漫兴四首》)一是&ldo;文字情深道缘浅,多生结习恨仍存&rdo;(《述怀答友人》);&ldo;道人学道讵贪名,诗草删除苦又生&rdo;(《戊申二月由四明还湘……》)。前者因佛子并不看重诗文,能&ldo;度尽法界众生,与真如法性同其不生不灭&rdo;最佳,次则&ldo;发明真理,建立休业&rdo;,实在不行,才&ldo;以高厚凄婉之情,为名山寿世之文&rdo;,但那已是第三种境界(参见太虚《中华佛教寄禅安和尚传》第六章)。出家人自然是成佛心切,至于诗名倒是可有可无。如果吟诗只是无助于成佛,两者尽可并行不悖;问题是寄禅认定&ldo;道缘浅&rdo;是因&ldo;文字情深&rdo;,这才对吟诗心怀恐惧。可作为嗜诗的僧人,寄禅又实在积习难改,&ldo;兴来说偈便成诗&rdo;(《遣兴》)。这一点常令他惴惴不安,而且越到晚年越是如此,为什么&ldo;渐愧高僧旧日称&rdo;?只因自知&ldo;文字障深禅定浅&rdo;(《衡山工诗未必非高僧 当年游侠人0李志远少尉写竹见贻……》)。1908年,寄禅作《秋夜书怀》,后半可谓悲痛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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