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以后，觉得自己英文太烂，我经常骑着脚踏车回母校去外语系旁听。

其时谢少波先生正在那里执教，给过我不少方便，还定期为我私下辅导，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我们在杂乱破旧的教工宿舍楼里曾醉心于英文的诗歌与小说，共享湘江之滨一个文学梦。

稍感意外的是，他出国留学和工作以后，由文学而文化，由文化而历史与社会，成为一个视野日益广阔的研究者和批评家，近年来更是活跃在国际学界，对一系列重大议题常有忠直发言，是全球性文化抗争中的一名狙击手和突击手，一位挑战各种意识形态主潮的思想义侠。

从眼下这本中文版论集来看，他出身于“后现代”

师门，操持现代西方的语言学、解构主义、文化研究一类利器，擅长一套西洋学院派战法。

但他以洋伐洋，入其内而出其外，以西学之长制西学之短，破解对象恰恰是西方中心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话语霸权。

对“现代性”

语义裂变的精察，对西方特殊性冒作“普适性”

的明辨，对不同品格“人文主义”

的清理，对“新启蒙”

与“新保守”

暗中勾结的剖示，对跨国资本以差异化掩盖同质化的侦测……都无不是墨凝忧患，笔挟风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杀伤力。

作为一位华裔学者，神州山河显然仍是他关切所在，是他笔下不时绽现的襟怀与视野——这既给他提供了检验理论的参照，又拓展出一片创新理论的疆域。

不难理解，他以多语种、多背景、多学科的杂交优势，穿行于中西之间，往返于异同两相，正在把更多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文化资源带入英语叙事，力图使十三亿人的千年变局获得恰当的理论显影，以消除西方学术盲区。

这当然是一项极有意义又极有难度的工作。

想想看，一个没有亚里士多德、基督教传统、殖民远征舰队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中惊醒，一头撞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迷阵，不能不经历阵痛和磨难——其难中之难，又莫过于陌生现实所需要的知识反应，莫过于循实求名。

迄今为止的争争吵吵证明，中国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异数，最大的考题。

无论是植根于欧美经验的西学话语，还是植根于农耕古史的国学话语，作跨时空的横移和竖移，恐都不足以描述当今中国，不足以诊断现实的疑难杂症。

因此，援西入中也好，援中入西也好，都只是起点而非终点。

像很多同道学人一样，少波十分明白这一条。

他有时候多面迎敌，一手敢下几盘棋，不过是在杂交中合成，在合成中创新，正在投入又一次思想革命的艰难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