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骑兵军》

很少有作品具备巴别尔《骑兵军》这样多的商业卖点：作者的惨死，犹太人的悲情，哥萨克的浪漫，红色的恐怖，艺术上的独特风格，甚至还有西方教派之间不宜明言的恩怨情仇……但巴别尔与商业无关，与任何畅销书作家没有共同之处。

一般畅销书作家是用手写作，高级畅销书作家是用脑写作，但巴别尔是用心写作，用心中喷涌出来的鲜血随意涂抹，直到自己全身冰凉，倒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刑场。

在倒在刑场之前，他的心血在稿纸上已经流尽。

巴别尔站在一个历史的压力集聚中心，一个文明失调的深深痛点，在白炽闪电的两极之间把自己一撕两半：他是犹太诗人，是富有、文弱、城邦、欧罗巴的一方；也是红军骑兵，是贫困、暴力、旷野、斯拉夫的一方。

因此他眼中永远有视野重叠：既同情犹太人的苦难，也欣赏哥萨克的勇敢；既痛惜旧秩序虚弱中的优雅，也倾心新世界残酷中的豪放。

他几乎散焦与目盲，因为各种公共理性对于他无效，眼前只剩下血淋淋的一个个生命存在。

换句话说，他集诸多悖论于一身——这是他作为个人的痛苦，却是他作为写作者的幸运。

第一流作家都会在黑暗中触摸到生活的悖论。

老托尔斯泰在贵族与贫民之间徘徊，维克多·雨果在保皇与革命之间犹疑，但巴别尔的悖论是最极端化的，是无时不用刀刃和枪刺来逼问的，一瞬间就决定生死。

这使他根本顾不上文学，顾不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情境交融，虚实相济乃至学接今古那一套文人工夫，甚至顾不上文体基本规定——他只能脱口而出，管它是文学还是新闻，是散文还是小说。

大道无形，他已不需要形式，或者说是无形式的形式浑然天成。

他血管里已经奔腾着世纪阵痛时期的高峰感受，随便洒出一两滴都能夺人魂魄。

他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灵魂速记员和灵魂报告人。

这种作品的出现是天数，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很多。

就像中国诗人多多说过的：这样的作品出一部就会少一部，而不是出一部就会多一部。

他在法文与英文中成长，浸淫于欧洲现代主流文明，但不幸遭遇欧洲两大边缘性族群：其一是犹太人，给欧洲注入过正教与商业，却在集中营和浪落旅途成为欧洲的弃儿；其二是斯拉夫人，为欧洲提供过大量奴隶和物产，却一直被西欧视为东方异类——其“斯拉夫”

（奴隶）的贱称，无时不在警示这种冷泠距离。

这两大族群缺乏权力体制的掩护，承受着欧洲文明转型的特殊代价——巴别尔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人。

因此，《骑兵军》不是一个关于苏维埃的简单故事。

书中的种种惨烈，源于文明之间的挤压，也许更多源于自然的物竞天择和历史的删繁就简。

它一度出现在德涅斯特河流域，将来也可能出现在另外一片大陆。

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各有难念的经。

种族和宗教是欧洲的敏感问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稍觉隔膜。

当今中国读者看西方多是看西方的核心区，比如西欧与北美，而且只是看它们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层面。

如果我们也看看欧洲的“郊区”

甚至“远郊”

，比如斯拉夫地区、南欧、北非、中东，我们的西方观才可能更完整。

掩卷而思：巴别尔在谴责谁呢？我们又能谴责谁呢？欧洲文明在灾难中前进，一如其他文明一样，我们没法改变这一点。

我们能谴责那些报复压迫的压迫，还是激发凌辱的凌辱？该谴责那些无力阻止戮杀的诗歌，还是实现了秩序和胜利的暴力？

也许，我们只能叹息人类的宿命。

关于《病隙碎笔》

史铁生躺在轮椅上，大多时候都在抗争着沉重的呼吸与高烧的体温，每隔两天还得去医院做透析，即把全身的血慢慢洗滤一遍。

我曾经与他谈到行为艺术，他笑了笑，说一个人活着，一次次洗滤自己的血，这还不算行为艺术？

欧洲伟大的当代科学家霍金在轮椅上思索着宇宙，写下了《时间简史》；中国的作家史铁生则在轮椅上思索着人和人生，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还有最近这本由何立伟配画的《病隙碎笔》。

我是在《天涯》杂志上陆续看到这些文字的，每看了一期，就急着等待下一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