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

是新时期文学中的王牌概念之一。

我十分赞同作家珍视自我、认识自我、表达自我，反对人云亦云众口一词的同质化，还有那种全知全能指手画脚的教化癖。

但前人说过：好而知其恶。

我也明白，“自我”

一词本身未免过于笼统、简单以及含混，一旦离开了对话者之间的语义默契，就可能成为一剂迷药。

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自我”

确实在一些人那里诱发自恋和自闭，作家似乎天天照着镜子千姿百态，而镜子里的自我一个个不是越来越丰富，相反却是越来越趋同划一，比如闹出一些酒吧加卧床再加一点悲愁的标准化配方，见诸很多流行小说。

“自我”

甚至成为某些精英漠视他人、蔑视公众的假爵位，其臆必固我的偏见，放辟邪侈的浪行，往往在这一说法之下取得合法性。

在一个实利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环境里，在一个权贵自我扩张资源和能量都大大多于平民的所谓自由时代，这一说法的经验背景和现实效果，当然也不难想象。

好比羊同羊讲“自我”

可能没有什么坏处。

但把羊和狼放在一起任其“自我”

，羊有什么可乐的？

一个人并没有天生的自我。

婴儿的自我与成人的自我就不可同日而语，而前者除了吃奶欲和排泄欲，有什么可供认识和表达吗？从婴儿到成人的过程，岂能在一面镜子前封闭式地完成？稍有生物学常识的人知道，一个生物个体的特异，不是这个个体遗世独立的结果，恰恰是诸多个体组成了系统并且在系统中持久交流与冲突的结果。

倒是不能构成共生性系统的众多个体，只能像沙子一样匀质化，即千篇一律的雷同。

这就是说，自我只能产生于社会环境与文化过程，公共群体几乎是自我之母。

在这一方面，有些照镜专家好谈佛老。

其实佛学一直力破“我执”

。

大乘佛教倡导“自度度人”

，也是担当社会责任的。

佛教重“因缘”

，内因外缘就是对一种环境系统的描述。

唯识宗将“依他起性”

列为要旨第一条，强调任何“种子”

在转化为“现行”

的过程中，有赖于他者的作用，纯粹的自我从来不可能生成（见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唯识思想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