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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国藩到苏州阅兵。
他写信给曾纪泽谈到在苏州这几天的应酬情况:
余于二十八日抵苏后,二十九竟日拜客,夜宴张子青中丞处。
三十日在家会客,织造及质堂、眉生、季玉公请戏酒。
初一日在恽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百六十余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
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
可见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
只不过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
十月初他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
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
十一日正生日,接惯例又要&ldo;正祝&rdo;一番。
曾国藩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而是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
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
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
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
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
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
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钱,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ldo;肥&rdo;之&ldo;缺&rdo;,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
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比如致送炭敬。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
晚清官场流传的居官要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曾国藩历来厌恶官场之钻营,但是天下督抚都送的炭敬,他却不想免俗。
他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他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
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ldo;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rdo;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京官外,湖南的一些故旧之家,他于年节之际,也会致送礼金。
接着上句话,他紧接着又说:&ldo;昨令李翥汉回湘送罗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刘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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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也就是盘缠。
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
每年来往南京的大吏要员自然也不在少数。
同治九年四月,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ldo;仙屏(许振)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
是星使过境,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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