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益师卒，这一件事，“三传”

给出了三个说法。

这些说法是否自洽另当别论，单单局面本身，已经很让人困惑了。

在读者的眼里，这恰恰就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事情发生得太过久远了，真相实在不容易搞清了。

三个“异辞”

还有一层意思，《公羊传·定公元年》有：“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

，这是说《春秋》在记述孔子生活的定公、哀公年代时，语多隐晦，就算被记录在案的当事人（或谓定公、哀公，或谓掌握实权的季氏）读了《春秋》，也了解过对《春秋》相关文辞的解释，也不会看出其中记载了自己的罪行。

孔子为什么会这么作？司马迁说孔子著《春秋》，对古史可以畅所欲言，对时事难免多有忌讳。

271这样看来，三个“异辞”

不过是孔子的明哲保身之道而已，况且，若真如《公羊传·定公元年》所说，连事件当事人在看过《春秋》、问过解释之后也不明白其中褒贬，后人又有多大可能可以看懂？

倒是这里对曲笔之正当性的论证对后世影响很大。

《论语》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春秋》又被解出了略外别内、掩恶扬善之义。

刘知几谓自此以后，史家凡是事涉君亲的便多有隐讳，虽然按秉笔直书的标准有些亏欠，但名教赖此而存。

272——这是后话，而当下还有着一个问题：如果这样一个“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也能被当作三科九旨之一的话，这也能算是《春秋》的一个核心纲领吗？至少这与前边那个“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缺乏可比性。

事实上，这个所见、所闻、所传闻，被公羊家作了深刻的发挥，敷衍出了极其著名的“三世”

之说。

——这个说法或许有着法家“三世论”

的渊源，273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把《春秋》记载的全部鲁国十二位国君的世代，按照由近及古的顺序分为三等，即所见之世、所闻之世、所传闻之世。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一说鲁襄公二十二年），所以鲁襄公之后的哀公、定公、昭公时代就是孔子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时代，是为“有见世”

；而在孔子刚刚出生和出生之前的襄公、成公、宣公、文公的时代对孔子来说也不算距离太远，是为“有闻世”

；而更以前的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的时代就要算是“有传闻世”

了。

孔子对这三个不同的世代，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于“有见世”

这是孔子自己亲身生活的时代，批评起来就比较委婉；对于“有闻世”

，批评起来就要直白一些了；对于“有传闻世”

，议论起来就更加不留情面了。

这就是亲疏有别、贵贱有别、内外有别、远近有别、轻重有别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