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以后，我开始整理那些保存在组合盒子里的材料。

我把这些盒子一个一个地拿出来。

第一个盒子里保存著有关麦克风和无线电接收器的详细技术性能指标材料，这还是我在五十年代时保留下来的东西。

那时我是军情五处的第一个搞科学技术的官员。

我把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并送到技术处去了。

一小时以后，技术处的处长来了。

他是来向我表示谢意的。

他是一个道地的现代派政府机构的科学家：整洁，谨小慎微，一味地追逐金钱。

&ldo;我保留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rdo;我说，&ldo;我没有想到你还要派它们的用场。

现在都用人造卫星了，不是吗？&rdo;

&ldo;哦，不，&rdo;他回答说，&ldo;我只是喜欢随便看看。

&rdo;他有些尴尬。

我和他并没有真正地相处过。

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只是个&ldo;万金油&rdo;式的官员，一个来自战争的、障碍重重的凑合者，而他是一个军需品承包商。

我们握过手以后，我又回去整理保险箱里的东西了。

剩下的盒子里，保存着我一九六四年进入反间谍总部以后的文件。

那时正是在英国情报部门抓间谍的最高峰时期。

那些手稿和打印的外交备忘录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间谍的普遍流动情况‐‐嫌疑分子名单、起诉的细节、背叛者名单以及最后的裁决定论。

这些文件没完没了，虎头蛇尾，字里行间留下了与我的谍报生涯有关的种种痕迹。

最后，我的秘书进来了。

她递给我两本蓝色封皮的本子。

&ldo;您的日记，&rdo;她说。

我和她一起把日记都撕成了碎片，丢进书案旁的那只专门装焚毁文件的纸袋里以等化为灰烬。

我向机要办公室走去。

值班人员递给我一份资料，里面是一张关于我的一系列现有的机密许可权的清单。

我开始在那些小收条上签字了结。

我先签了信号情报和卫星情报借阅权，然后依次了结我占有的大量案件的机密借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