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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严谨,从不忽略任何细节。
当我们的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静和耐心考验了一番。
但使我担心的是他是个文职人员,没有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
他是否能根据这些自相矛盾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呢?他没有参考咨询材料,不能对照其它间谍案件如菲尔比、布伦特和布莱克案件的分量,来判断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才能给人这种直觉。
特伦德在军情五处的声誉很高。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不喜欢以疯狂出名的前任内阁大臣诺曼&iddot;布鲁克。
诺曼&iddot;布鲁克和我在同一个俱乐部。
在他退休以后,我不时找他聊聊。
他非常注意从不对他的后任作任何评论,但却常常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现在的事比他在位时糟糕得多。
特伦德从容镇定,在整个六十年代,他代表情报部门同财政部作了不懈的斗争。
后来,特伦德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又呆了一年。
我有时在走廊里碰见他。
他从不多说话,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办公室,那时我们已经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出,到阴森森的高尔街办公了。
他要同我谈谈指控问题。
他说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都很陈旧。
&ldo;是这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
它们同在一个时间里,这委实有点琢磨不透。
&rdo;
特伦德说,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
特伦德对戈利金的结论是&ldo;没用了&rdo;,我也同意。
在调查上层被渗透的问题中,戈利金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他最多不过是告诉了我们在情报部门的上层藏有间谍。
特伦德同时把中级间谍的档案也搁置一边了。
他说:&ldo;这个案子的确很难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现在可以把它们丢开了。
&rdo;
他把眼镜扶正,拣起另一个卷宗,说:&ldo;现在让我们谈谈沃尔科夫一案吧?&rdo;
他问我,在重新译好文件以后,在对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时是不是有点过于挑剔了?
&ldo;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认为,&rdo;我说,&ldo;处理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对指控进行推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线索?我们应当怎样来查找线索?另一种方法是从科学出发,对所有情报进行仔细、准确地分析,然后根据这些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
&rdo;
&ldo;这是埃里案件,&rdo;特伦德说,&ldo;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对过情况,但却没有追查下去;通讯中没有提到埃里,对吗?&rdo;
&ldo;我并不指望通讯里会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个非法分子,那么他的通讯联络信号就是不通过使馆的非法通讯信号。
只要我们找到索妮妮信号,我们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们没找到索妮妮信号。
&rdo;
&ldo;你仍坚持认为埃里就是霍利斯?&rdo;
&ldo;是的。
&rdo;
&ldo;你不怀疑你的判断?&rdo;
&ldo;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