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占香港三年又八个月，没有建立一个由英国人或是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而是以日中将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直接进行统治。

香港居民的日子，就比汪政权领辖的沦陷地区及“满洲国”

更为艰难。

一年之内五十万居民被遣送内地，发行军票以完全取代港币，实行搜刮和大批徵用民工，导致经济崩溃、长期饥饿，民生苦不堪言。

直至七十年代，香港人对日本人的憎恨，仍能使偶尔被认出来的日本游客自况为过街老鼠，随时准备拔腿而逃。

汪政府成立后再无大屠杀

比较之下，被日本侵占时间超过香港两倍的上海，情况却反要好得多。

除了军事占领、政治控制、异族统治的屈辱感之外，基本上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生产活动如常，市场活跃，“戏院依然高堂满座，酒楼门庭若市，笙歌处处，虽似商女晚唱，毕竟无门前冻骨，这便是张爱玲小说的社会背景，虽无爱国主义洋溢其间，但楼台春梦，也是另一种真实，真实到在一定期间遭到排斥，但在更长时间内却深深感染人心，受到喜爱。”

（徐宗懋《日本情结—从蒋介石到李登辉》）

在完全由日本人统治的香港，是绝无产生像张爱玲这样出色作家的环境的。

如果说张爱玲曾嫁给汉奸胡兰成，自己也有汉奸之嫌，因此其小说可能“粉饰太平”

的话（我以为现在持这种偏颇观念的人已不多了），那么与汉奸全不搭界的作家钱锺书笔下的《围城》，描写沦陷后上海市民的生活画面，大抵也都是“正常”

的。

更先沦陷的东北，在另一些作家的笔下，也有不少“承平时代”

的景象。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梅济民回忆学生生活的小说《哈尔滨之雾》，主人公成天沉迷在学校之间的游泳、划船、和球赛中，还有与日本高校女生情感游戏。

我接触的许多在“满洲国”

生活过的人，至今私下还说：“日本人不坏，他们到村子里来，还给小孩吃糖。”

日本人还不坏，谁坏呢？“苏联人坏！

苏联红军来了，烧杀抢奸无恶不作！”

苏联红军绝不可能比日本鬼子还坏。

它是“解放者”

，而日本人是侵略者。

但我相信在一定的情况下，二者的坏和“不坏”

会发生逆转。

“解放者”

和侵略者都是外国人，都对中国领土怀有野心。

历史证明，它们都不是好东西。

日本人“不坏”

，是因为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在起著作用；苏联红军坏，是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管著，哪怕它是一个傀儡政府。

在战争后期，大部分中国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甚至超过日本本土许多。

日本由于穷兵黩武，缺乏资源，生产能力及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之遭到盟军的海上封锁和空中攻击，其危机感日盛一日。

反而是沦陷区的生活值得他们羡慕。

当然，满、蒙、华北及华东、华南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也不能一概而论。

但由中国人出面组织“伪政府”

，比没有这样的政府更符合中国人的最大利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汪精卫而言，他的政府成立后，日军再没有发生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公然暴行。

这个历史事实，谁也无可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