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可不懂!”马罗摇摇头。
“没关系!你听听以后再说。”惠畅已经展开报纸,就着马灯的灯光,念起来了。
我和马罗香啧啧地抽着“海河”牌香烟,坐在火堆旁,静静地听惠畅念《小河秋高》。马罗很不自然,大约是受宠若惊,格外用心地支楞着脑袋,连咳嗽也压低了声音。
惠畅敢于给马罗念自己写下的小说,也令我钦佩,我至今没有这样的勇气。我的那些稿子,在整个人口开始出现膨胀趋势的中国,只有一位读者,这就是惠畅;寄出去的稿子,我一直怀疑报纸或杂志的编辑是否有耐心将其读完,充其量是半个读者。我尽管知道许多作家都把稿子读给工人、士兵或农民听,征求意见,再修改提高,我连给我父亲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更甭说别人了,我觉得这种勇气需得有一个产生的基础,那就是作品有了一定的水平。惠畅的作品已经发表,无疑已经具备了这个水平。我离这样的水平还差得不知其多远呢!
惠畅在昏暗的灯光下,困难而专注地辨别着报纸上的字迹。我回过头看时,马罗刚才支楞得又端又直的脖颈歪下去了,脑袋低垂着。这个吃饱了点心、蛋糕又喝足了烧酒的马罗,已经响起舒悦的鼾声……
我得到一个消息,公社里要办一个民办中学,教员将从全社历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择,选择将通过考试的办法。我跑到公社一问,果然属实,而且已经到了报考的最后一个限日,真是侥幸。我不假思索,在报名册上依次填下自己的姓名、家庭成分、学历、年龄和籍贯等,又接着填上了惠畅。
公社文教干部姓仲,戴着一副黄腿黄框的近视眼镜,瞅着我填过的表格。这是一位黑大汉,黑油油的脸皮,透着红光;厚厚的嘴唇朝外噘突出来,真像一位来自非洲大陆的异族人。他瞪着一双黑仁小而白仁多的眼珠,瞅着我,并不严厉,倒有点奇怪地问:“你咋填了两个人?”
“我给他捎带报名,他忙着哩!”
“不准捎带,要本人亲自来。”
“他有急事,他爸……病了!”我不得不撒谎,“他才托我来给他报名。”
“不成。”老仲摇摇头,直率地说:“报名时顺带目测体型。他要是破子腿、背锅腰咋办?”
不准捎带报名的原因,不过如此,我释然放心了,就给他吹:“你知道惠畅是谁吗?”
老仲扬起他的黑脸,眨眨眼。
“惠畅在省报上发表过小说!给民办中学做语文教师,谁能敌过他呢?”我说。
“噢呀!是他!”老仲眼里滑过一道不胜惊喜的光后,对我也热情起来,此时才想到让我坐下,问我喝不喝水,“我早都听说惠家庄有个回乡高中生,会写文章,没记住名字……”
我和老仲的第一次接触,就从此开始,而且喜欢他了,他对能发表一篇稿子的人所表示的热情和器重,使我自觉消除了心里诸多的界碑。
“没有问题,你报的两人都有效。”他送我出门,在公社院子分手时,恳切地叮咛,“你和惠畅都来参加考试,后日早晨8点,在小学校里。甭迟到了……”
“我不去。”他淡淡地笑笑,口气却不容置疑,固执地摇摇头,“我不喜欢教学这工作。”
我很丧气,又不死心,给他解释:“生产队里劳动太累了,干一天活儿,晚上就很难再熬夜,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太少了。再说,学校里有收音机,有报纸,能听到新闻、时事……”
“所有工作中,我最烦教书。”他说,“那些鼻涕娃娃,无法交流思想和感情。打铃上课,下课又开会,晚上还得备写教案,批改作业。啰嗦!太啰嗦!使人无法集中心思……”
“当然……是啰嗦一些,可也有好的一面哩!”我说,“有礼拜,又有寒暑假……”
“我宁愿在生产队里劳动,也不想干我不喜欢的工作。”他不为我说的那些教学的优惠待遇而动心,“生产队里,其实也自由着哩!我急着要写一篇稿子,就不出工了,反正生产队的工分不愁没人挣,队长才不计较哩!学校就不行了。缺一节课也得请假……关键是生产队里没人管我,学校对教员管得太死太严,我这个人哪……就怕有人整天在我屁股后头嗡嗡!”
“据说给民办中学的教员订下三十块工资。”我说,“有这点收入,我们可以买点书,买点稿纸,也能……买一盒烟抽了……”
“哈呀!我可不为五斗米折腰……”
我这时就说不出话了。我的家境,似乎比他的已经很困难的经济状况还要糟,我得折腰去挣那三十块钱的月薪。我不能忘记,为了去市里听那一场文学讲座,我怎样难为情地向父亲提出了要一块钱的盘费。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不能再为一块钱向父亲张口,我宁愿去做那种其实我也不大喜欢的教师的职业。
“你愿意教学,你就考去。”他说,“我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然,我不是像邢燕子那样扎根农村,我是为了文学,为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同样要扎根。”
“民办中学是公社办的,也没脱离农村嘛!”我听到关于扎根的话,忍不住申辩我的见解,“在农村的民办中学工作,接触的生活面更宽了,比在自家门口能更多的见识世面……”
“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快十年了,写下了史诗。王汶石在渭北,听说在一个村子里,挨家挨户座谈访问,你看他写的那些短篇,绝了!我现在下定决心,有三个规划——”惠畅最近的思想活动,显然已经因为《小河秋高》的发表而大大地受到鼓舞,有了更大更远的考虑,“第一,我今年冬天,对我们村的社员,挨家挨户调查研究,给每一个家庭都写一部家史,一来配合团支部的阶级教育活动,二来我可以深刻了解农民和农村。说真的,我虽然生在这个村,人都认识,可不大了解他们,尤其是解放前的生活……”
不管他不愿意教学多么使我丧气,也不管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说法使我多少有点不愉快,而他的这种为进一步发展创作的扎实的打算,却不能不使我佩服。是啊,我和他一样,解放那年进学堂,直到毕业返乡回到家中,对农村的实际有多少了解呢?对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百余户农家里的种种人,过去和现在,能知道多少一点呢?在读了《创业史》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之后,我已经深切地知道自己对农村的所知所感是多么浮皮潦糙!而惠畅的这种打算也正切合我的思索,就深表赞成:“这当然……非常好了!非常有必要!”
“第二,培养我的夫人。”他笑着说,“从长远考虑;光叫她fèng衣做饭不行呀!我已经给她制定了三年学习计划,从认字开始,三年内阅读五十至一百本小说。每天写一页大字,一页小楷,练习书法,将来好给我帮忙。计划已经开始实行,秀花,把你写的大字拿出来,让我们欣赏……”
秀花从针线上抬起头,红了脸,嗔爱地呀着嘴,腼腆地又是幸福地笑笑,说:“见不得人……我才学,你胡吹啥嘛!”
他却不以为然,从桌上翻出一本用黑麻纸装订的本子,那上面布满秀花的歪歪扭扭的墨迹。
我知道那是一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媳妇的笔迹,鼓励是自然的。我从这两项计划里,已经感觉到惠畅的那种强大的心劲了,一个月薪三十元的民办教师的工作,怎么能与这样强大的心劲去抗衡呢?
“昨天接到《春雨》杂志一封信,我的那个《播种记》,他们准备采用。”惠畅说得很平静,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没有第一次发表《小河秋高》时的狂热了。他笑着,像是鼓励我,“他们让我修改一下,提出的意见基本跟你相同,我倒佩服你的欣赏能力,那回你对《小河秋高》的意见,我没同意,结果省报发表时,把那一段删了!你看毛病看得很准……”
他的创作上的顺利进展,倒促使我想尽早地离开村子,希望到那个民办中学去教学。他已经跨上第一级台阶,正信心百倍地向前阔步进发。我依然信心不足,我不知我这一辈子能否发出一篇作品来。我并不惧怕农村里的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的比惠畅还要强壮的体格完全可以适应农村里最繁重的农活。我盘算在教学之余,一定会有更多的剩余精力,从事读书和写作……我决计去投考民办教师。
他送我到村口,水泉边是我们分手的老地方,似乎带着同行已久而终于走到一个岔道口了,我们都有一种分手的感觉。
“杨琴茹不久前来了一封信,她也在省报上看见我的小说了。她说她剪贴了那篇小说,由不得每天晚修课后拿出来看看……”惠畅动情地说着,随之一挥手,“我们要干的事业,路还长哪!我不能让她把我的思想搅得纷纷乱乱,我要集中心力,走我的路,所以我要把她彻底排除,下决心培养秀花。秀花不错——这女子真是不错!我发觉我对她的感情日渐深厚了,她前几天到娘家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感到孤单了!我突然想她了,第一次——结婚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感觉到离不开这个女人了!黑天半夜,我赶到她娘家,造谎说我妈有病,把她给叫回来了。一出她娘家村子,我就笑着说其实屋里谁也没病,是我想她了。她高兴死了,抱住我的脖子直叫哥,说我想她,她都要高兴死了……你看看,人的感情原是可以培养的!”
我的直接感觉是,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爱情上的割舍,以集中全身心的力气去走自己的路,这无疑给我以强大的冲击。
我参加了民办教师的考试,在百余名应考者中,我是被录用的四个幸运儿中的一个。我背上念书时用过的那一卷简单的被褥,到社办中学去任教了。临走时,我和他作了告别,约定每周六我回家时,晚上聚面。话虽这样说定了,后来的生活实际却无法保证。作为先行者,他的新作一告完成,就急于送进邮箱,等不及听我的意见了。另外,我所去的民办中学,简直无法预料它的简陋。仲同志只交给我们两座古庙里的房屋,说是暂且“艰苦奋斗”,至于学生必需的桌凳,他说也要“自力更生”。于是我们就用土坯垒泥台阶,上面搭上木板,算是桌子,凳子只好让学生“自力更生”,从家里自带……无论如何,民办中学还是开张了,破旧而荒凉的古庙里,传出读书的声音了。
我也无法保证周六晚上去找他,民办中学太忙乱了。我们常常没有休息日,礼拜天用来做义务性劳动,整修学校。加上我刚刚走上讲台,业务生疏,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教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日趋减少,甚至一月俩月也难得聚面一次。我常常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情景,躺在水里,仅剩的一支“航运”牌纸烟,换着口抽;坐在马罗的庵棚前,胡说。那种生活结束了,我做了为人师表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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