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盛产鸦片。

正如曾宪辉所说，十五岁以上的人几乎个个都抽大烟。

男人、妇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目光呆滞，吸着鸦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还缠着一块布，妇女身上连块遮羞布也没有。

棕褐色的鸦片象晒干的牛粪一样堆在棚子里。

这里看不到温驯的水牛在稻田里精耕细作，而是由农民自己拉木犁，或者用瘦骨嶙峋的黄牛拉犁。

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年轻姑娘赶着几条没精打采时续地在粘乎乎的泥地里耕作。

贫苦农民住的的房屋，墙是用木条涂上泥巴做成的，屋顶铺着茅草。

有钱人家比较好的房屋，用乌木建造；灰瓦铺顶，屋檐象飞鸟展翅一般。

这里的草堆好像小丑的尖顶帽子。

在这里看不到江西的樟树，只有梧桐树。

鸦片这东西最坏不过了。

那时贵州的鸦片已到饱和状态。

它使这些赤贫如洗的穷人变得迟钝，浑浑噩噩，丧失劳力，鸦片也侵蚀了当地的军队。

贵州军阀部队被称为&ldo;双枪兵&rdo;每人一定步枪，一支烟枪。

在讨论红军应当到什么地方去、下一步应往哪里走时；鸦片却起了令人信服的特殊作用。

因为大多数地方军的素质差，吸鸦片使他们的战斗力降到了最低点。

这对红军是有利的因素。

人们说贵州是&ldo;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rdo;。

这大体符合实际。

这些农民从法律上说不是奴隶，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连奴隶都不如。

他们没有土地，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没有别的出路。

如果有人要，他们就卖孩子。

将女婴闷死或溺死是司空见惯的事。

男孩子卖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们的价格是浮动的。

一九八三年，一位在贵州出生的华侨回到自己的故乡。

他七岁时被人贩子用五块银元买去&rdo;这个价钱已经很不错了。

人贩子把他带到香港，又转卖了四次。

最后，他终于逃走，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