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又回到她那个小笼子里去了，为的是等她的丈夫。

我拨通了我的旧号码，我问诺拉，要是我回去，有些事儿要同她谈谈，那样对她是不是合适。

她的爱尔兰人的微笑在我的巨大屏幕上晃过，叫我悲伤、迷惘。

&ldo;合适，你放心来吧，我在这儿。

&rdo;她说。

飞机笔直地上升，向右转了一个巨大的弧形，飞过沃维森的一个个小盒子一样的住宅楼上空，向南飞去。

我想像着，莎拉正站在下面，看着我飞去，她在招手，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

在慕尼黑我乘坐有轨电车，车厢里热烘烘的，乘客拥挤不堪，有些人身上恶臭难闻。

在车子的前边，司机烦躁地发着脾气。

车上没有可编程的能自动抵达目的地的机器，而是用驾驶仪，它不断地由一个重要的校正仪进行控制。

不过我的心情很好，因为我又要回家啦。

诺拉做了些吃的，她的气色不好，自己只吃了一点点。

&ldo;我有事儿必须跟你说。

&rdo;她开始说了。

她讲的是英语，带着很重的爱尔兰方言口音。

不过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某种存在的缘故，那是一种越来越深的出自她爱尔兰人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种东西她用德语是讲不出来的。

&ldo;我要回老家去。

&rdo;她说，&ldo;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要回爱尔兰，回家去。

&rdo;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解决办法，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想到呢?我们本来可以搬到基拉尼去，找一份随便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有人需要一名建筑师就行，哪怕只是把那些给旅游者居住的空房子改建改建也行。

我呢，反正是有工作经历的统计员，我甚至可以同时当记账员，或是采购员。

&ldo;我还在见习期。

&rdo;我说，&ldo;我不能没有理由就不干了。

&rdo;

她长时间地看着我，她很悲伤。

&ldo;我没说你，图波尔，我没说你。

&rdo;她犹犹豫豫地说，&ldo;我想，我还是不带你一块儿走。

&rdo;

&ldo;你要一个人回去吗?&rdo;

她摇摇头，轻轻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

我问她，她重复了一遍：&ldo;我已经结识了别的人，图波尔。

&rdo;

这可不是诺拉做的事，至少不是我的做事慢慢悠悠、信奉天主教的诺拉做的。

我着手准备一次演讲，我开始讲了，我讲啊，讲啊，口若悬河没完没了。

不管怎么说，反正事情就这样了，当妻子要走的时候，男人们就把她们当成孩子，告诉她们，要提防，大千世界，什么样的恶毒男人都有，还要劝她们再好好想想，让她们能再给一点儿时间。

所以，正如爱情开始的时候，她们是那样急不可耐，拼命地催促，可当她们刹车的时候，爱情也就到头了。

我还在口干舌燥地说啊说啊，我吓唬她，劝告她，形影不离地跟着她，我的话像止不住的鼻血一样从我的嘴里流出来，不过那纯粹都是些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