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谊毕业以后，我考入了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时间是1926年，我十五岁。

从此以后，我走上了认真读书的道路。

至于虎文干了些什么，我不清楚。

可能是到南方什么地方参加国民党的革命去了。

我们再次在济南见面时，大概是在1928年末或1929年初，反正是在日寇撤离而国民党军队进驻的时候。

这时候，他已经当了什么官，我不清楚，我对这种事情从来不感兴趣。

但是，我却微妙地感觉到，他此时已经颇有一些官架子了。

时光一下子就到了1930年。

我在省立济南高中毕业后，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

虎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北平来的，他正在北京大学德文系读书，投在杨丙辰先生麾下。

虎文决不是阿谀奉承，做走狗，拍马屁那样的人物;但是，他对接近权势者和长者并取得他们的欢心，似乎有特异功能。

他不久就成为杨丙辰先生的红人。

杨先生曾一度回河南故乡担任河南大学的校长，虎文也跟了去，成为他重要的幕僚。

杨先生担任大学校长的时间不长，虎文又跟他回到了北平。

回来后，他张罗着帮助什么人成立了一个中德学会，他在里面担任什么职务，我不清楚，我一向对这种事情不大热心。

后来，他之所以能到德国去留学，大概走的就是这一条线。

我于1934年在清华西洋文学系毕业，回母校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

于1935年考取清华与德国合办的交换研究生，当年夏天取道满洲国和西伯利亚铁路，到了柏林。

秋天到了哥廷根，一住就是十年。

我不记得，虎文是什么时候到的德国，很可能是在我到了哥廷根之后。

他在t&uul;bn念了几年书，拿到了博士学位，又回到柏林，在国民党政府驻柏林公使馆里鬼混，大概也是一个什么官。

此时，他的夫人牛西园和儿子张文已经到了德国。

有一年，可能是1939年或1940年，我想回国，到了柏林，就住在虎文家里。

他带我去拜见大教育学家spranr和大汉学家franche。

我没有走成，又回到了哥廷根。

隔了不久，虎文全家到哥廷根去看我，大约住了两个礼拜，我们共同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至今难忘。

1942年，德国与汪精卫伪政权建交，国民党公使馆不得已而撤至瑞士，虎文全家也都到瑞士去了。

我同当时同住在哥廷根的张维、陆士嘉夫妇共同商议，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日伪使馆打交道，宣布了无国籍，从此就变成了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任人射杀，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

过了几年海外孤子的生活，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德国师友对我们都极好。

转眼到了1945年，三个妄想吞并世界的法西斯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继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人类又度过了一劫，该是我们回国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