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他是一个既奇特又有矛盾的人。

我这样说，不但丝毫没有贬义，而且是充满了敬意。

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畸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听过他几门课：&ldo;英国浪漫诗人&rdo;、&ldo;中西诗之比较&rdo;等。

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

高兴时，他也把自己所写成的旧诗印发给听课的同学，《空轩》十二首就是其中之一。

这引得编《清华周刊》的学生秀才们把他的诗译成白话，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而又无伤大雅的玩笑。

他一笑置之，不以为忤。

他的旧诗确有很深的造诣，同当今想附庸风雅的、写一些根本不像旧诗的旧诗的&ldo;诗人&rdo;决不能同日而语。

他的&ldo;中西诗之比较&rdo;实际上讲的就是比较文学。

当时这个名词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

他实际上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他坦诚率真，十分怜才。

学生有一技之长，他决不掩没。

对同事更是不懂得什么叫做忌妒。

他在美国时，邂逅结识了陈寅恪先生。

他立即驰书国内，说：&ldo;合古今中外各种学问而论之，吾必以陈寅恪为当今第一人。

&rdo;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清华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国学研究院的主任。

他当时给天津《大公报》主编一个《文学副刊》。

我们几个喜欢舞笔弄墨的青年学生，常常给副刊写点书评一类的短文，因而无形中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

我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做客，也曾被请在工字厅的教授们的西餐餐厅去吃饭。

这在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温暖。

我离开清华以后，到欧洲去住了将近十一年。

回到国内时，清华和北大刚刚从云南复员回到北平。

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没有回来。

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没有认真去打听。

但是，我心中却有一点疑团：这难道会同他那耿直的为人有某些联系吗?是不是有人早就把他看作眼中钉了呢?在这漫长的几十年内，我只在60年代初期，在燕东园李赋宁先生家中拜见过他。

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

在十年浩劫中，他当然不会幸免。

听说，他受过惨无人道的折磨，挨了打，还摔断了什么地方。

我对此丝毫也不感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