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a和b都来了，我们四五个人聚到地坛公园荒芜的小树林里去，继续商量对策。

只是a和b和我与此事有关，其他人都是来出谋划策。

这时问题的焦点已转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来怎么办？因为想到c处很可能还留有我的其他笔迹，因为想到c也可能坚持不住。

据说这时c还在学校隔离室里坚持着死不交代，大家一会儿为她担忧，一会儿又怪她平时就是不管什么事都爱臭显摆并且对人也太轻信。

怪c也晚了，c正在隔离室里。

大家又怨a，说c一贯马里马虎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就把那稿子给她拿到学校去？a后悔不迭，说c是死求活求保证了又保证的。

怨谁也没用了，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公安人员可能的追查吧。

b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说出原作者。

大家说这是一定的。

那么，公安局追查下来又怎么办呢？大家绞尽脑汁编了许多枝叶丰满的谎话，但到底都不是编惯了谎话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绽。

夜色便在这个问题前无声地扩散得深远了。

第一个晚上就是这么结束的‐‐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默祈着c能坚持到底，但果真如此又感到对c无比歉疚；幻想着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这不会不是幻想。

十四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从事发到警察来找我之间到底是几天了，也记不住这几天中的事情是怎样一个顺序了。

只记得我们又聚到地坛去商议了好几回。

只记得我一回比一回胆怯下去。

记得有一个晚上，还是在那片荒芜的小树林里，a和b都认为还是我一开始编造的那个谎话最为巧妙，若警察根据笔体找到我就由我来坚持那个谎话‐‐就说是我在住院时从一不知名的病友那儿抄来那篇小说的。

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儿我只提醒说：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类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资格每日扫街呢。

大家于是沉默良久。

我本还想说我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因为唯独我是反对这篇小说，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

后来a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庇护所而记得牢固。

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得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

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交代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

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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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文革&rdo;记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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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逼我，还是出于必得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交代，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干。

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

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分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

夜里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

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ldo;株连九族&rdo;逼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

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

几年之后我倒确凿有几回真的不怕死过，心想要把1974年的事挪来现在发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犹豫地挺身就死了，但这几回的不怕死是因为残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后才顺带想做一回烈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