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哈隆教授在国际汉学界广有名声，他同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有来往。

又由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藏书丰富，所以招徕了不少外国汉学家来这里看书。

我个人在汉学研究所藏书室里就见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汉学家。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iddot;韦利（arthur

waley），他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蜚声世界。

他翻译的唐诗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

这一部《诗选》有点像中国的《唐诗三百首》之类的选本，被选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

韦利翻译的中国唐诗，居然能置身其间，其价值概可想见了，韦利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我在这里还见到了德国汉学家奥托&iddot;冯&iddot;梅兴-黑尔芬（ottovon

?nchen-helfen）。

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艺。

有一天，他拿着一部本所的藏书，让我帮他翻译几段。

我忘记了书名，只记得纸张印刷都异常古老，白色的宣纸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说不定就是明版书。

我对制漆工艺毫无通解，勉强帮他翻译了一点，自己也不甚了了。

但他却连连点头，他因为钻研已久，精于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

从那一次见面后，再没有见到他过。

后来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见到他的名字。

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陆，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变后一两年内，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德国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教授了。

他在德国多年郁郁不得志，大学显然也不重视他，我从没有见到他同什么人来往过。

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从家中来到研究所。

夫人做点针线活，或看点闲书。

他则伏案苦读，就这样一直到深夜才携手回家。

在寂寞凄清中，夫妇俩相濡以沫，过的几乎是形单影只的生活。

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充满了同情。

临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厅为他饯行。

他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我们，他在哥廷根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泪光在他眼里闪动，我此时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

他被迫去国，丢下他惨淡经营的图书室，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还不值得我一洒同情之泪吗?后来，他从英国来信，约我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教。

我回信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