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生物学家新近的研究，从受精开始，男女性别比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通常男性胚胎比女性多20％1。

而中国人口出生的性别比历来偏高，是为世界各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最高限2。

如1946年的人口性别构成材料，性别比在北京为142，上海为124，天津为142，南京为131，重庆为144，青岛为1313。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男女性别比为10756。

1964年为10683。

1982年为106274。

新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大致也在106以上。

可见全国人口性别比急剧下降而渐趋平衡，只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事，大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资料的改善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不纯乎属于生物学现象。

史前人口性别比过高，既合乎中国由古以来性别比偏高的血统因素，还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

此外，史前孩童的存活率极低，上20例的性别比并未计入孩童死亡率，事实是当时的孩童死亡率高达30～40％，孩童的大量死亡，意味着使原已女性偏少的出生性别比又进一步拉大了距离。

再者，史前女性普遍早婚早育，婚育年龄的不合理，极易紊乱女性的成长发育过程，加上卫生条件和医疗保健水平的低下等种种因素，常导致女性过早夭亡。

如姜寨一期遗址的人骨鉴定，死于青年期的女性占总数女性的476％，下王岗遗址成年女性中有329％死于青年期1。

女性寿命偏低于男性一二个年龄级，以及孩童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成为直接导致史前聚落共同体内男多女少比例失调的原因。

商代成年男女比例失调，同样也有类似的社会学、生物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原因。

一个明显证据，就是殷墟王邑内成年居民的男女性别比，在不同年龄级，差别极为显著。

前表所示，15～25岁青年组，男女性别比为77，即100个青年人中，男青年占435％，女青年占565％。

从生物学角度言，意味着可能胎儿出生时，男婴稍多于女婴，但因男婴的存活率通常十分脆弱2，随着年龄组的变化，至青年组逐渐变为女性人数略多一些，青年女性几占全部女性数的448％。

当时成年男女死亡率的差异方面，女性死亡高峰在青年期，大多数女性过早死于偏低的婚育年龄，故至26～35岁壮年组，男女性别比急剧拉开到200，即100个壮年人中，男人占到667％，女人仅占333％。

36岁～44岁中年组，性比例大致同如壮年组，变化不大。

但至45岁以上组，因女性平均寿命远低于男性，遂使性别比剧变为600，即男人约占到857％，女人仅仅占143％。

可见殷墟王邑内影响人口性别构成的主要因素，一是婴幼孩童的性比例，二是各年龄级的男女死亡率差异，后者既有生理学的，又有社会习俗制度方面的原因。

甲骨文中记生男为嘉，生女为不嘉，这种重男轻女的社会痼俗，反映了商代一般妇女的社会地位，远比男子低下，其在日常生活中所受折磨和摧残尤甚，妇女寿命的普遍短促，无疑大大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