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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
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ldo;浑和宽容&rdo;的态度。
这种心态使得他不能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规,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财政体系。
他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态度,认为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无法彻底清理,只能因势利导。
他说:&ldo;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
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
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
所谓&lso;除去泰甚&rso;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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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
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
同时,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五
吏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对官员的任用和管理。
有治人无治法,是传统政治的不变信条。
到达祁门之后,曾国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高级官员(府道以上)的优劣。
同时,他又要求副省级和道员级官员们汇报自己属下官员的情况。
同时命各级基层官员以公文形式,谈一谈自己对本地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以此考察官员的素质:&ldo;密札司道,举劾属员,札各营统领,举劾营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达。
札饬道府州县官,访求地方利病、山川险要,留心所属绅民之才俊、田野之树畜。
现前急应办理事件,均用书函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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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仿效唐代武则天之法,在衙门口置一木匦,名为举劾箱。
号召所有军民人等,举报贪污不法官员,总督衙门对举报人严加保护。
通过一番考察,曾国藩认为两江地区急需从外地调来几位高素质的官员,来作为本地官场的楷模,为此他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ldo;唯须得极清廉极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
&rdo;他甚至想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全都换掉,为此写信向胡林翼求助:&ldo;皖北州县,一一皆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俟当附片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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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官场进行了一番洗汰,但曾国藩对两江地区的官员整体素质一直不满意。
同治元年,他在给安徽巡抚李续宜的信中说:&ldo;他选用的州县官员&lso;皆不惬物望&rso;,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lso;也非称意之选&rso;。
&rdo;这反映了大清帝国晚期吏治极度败坏之下官员素质的整体陷落。
因此,曾国藩只能降格以求,以能找到&ldo;中材&rdo;为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