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高适已经五十三岁。他虽从二十岁起就谋求入仕,但终因无人
援引而沉沦潦倒,长期过着渔樵和漫游生活。直到天宝八载(749)登有道科
之后,才得到封丘县尉的微职,然而那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
悲”(《封丘县》,《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一部分)的生活使诗人内心十
分痛苦,他不久就弃官了。天宝十一载秋,高适尚未被荐入哥舒翰幕而在长
安闲居,他此时的心情是很抑郁的。
岑参其时三十六岁,1他虽然在天宝三载(744)就已进士及第,但仅得
到一个兵曹参军的微职。天宝八载(749),赴安西入高仙芝幕。虽说塞外雄
浑奇丽的自然风光和紧张豪壮的军中生活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稗益,但诗人
在仕途上并不得意。天宝十载(751)秋高仙芝兵败回朝,岑参也随之回到长
安闲居,此时他心中也有抑郁的情绪。
储光羲那年四十六岁,正任监察御史之职,但也有不得志之感。2
总之,四位诗人在当时都可算是落拓文人,只是杜甫的处境更为窘迫一
些。但是我们读了四首登塔诗后,却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思想倾向大相径庭。
这说明了什么呢?
岑参和储光羲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重点在于写一个佛寺中的
浮图,把登塔时所看到的景物与佛家教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胡震
亨所说的,“用教乘中语义”。岑诗结尾云:“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虽也隐约地表示了对现实的不满,但毕竟是要
逃到佛家净域中去。储诗结尾云:“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崱非大厦,
久居亦以危。”更是认为世问万物皆为虚无,只有佛家的“了义”才是最后
的归宿。所以说,岑、储二人用很大的力量、很多的篇幅来描写浮图之高耸
与景物之广远,都是为了象征或衬托佛家教义之高与法力之大。换句话说,
他们缺乏直接面对那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现实社会的勇气(至少在此诗
中表现为如此),却希望皈依佛门,逃避现实。
高适的诗则与之不同。高适是很有用世之志的,高诗中虽然也有“香界
泯群有,浮图岂诸相”之类句子,但毕竟不是“终篇皆彼教语”,特别是结
1据陈铁民、侯忠义《岑参年谱》。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作三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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