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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更不敢多说,如果我问了,他是知道的而又不便告诉我,岂不使他为难。
鲁翘临去,嘱咐我多休息,少出去,以免有事通知找不到人。
鲁翘去了,留下我一个人,
有机会叫我想,而事实上我也不能不想。
首先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我说走就走一无安顿的
家,与此同样系念的,是天津工作站,以及我能否回任天津,这两个问题自然有连带关系。
至于到河内去干什么?我想,这当然与汪精卫之背离重庆有密切关系,王鲁翘不是说他也一
同去吗?他不是刚从广西对付了一个「职业打手」之后,调到香港来的吗?我不是在华北指
挥或参与过许多次行动工作吗?据此推论,思过半矣。
我再想,也不尽然,因为汪某的身份地位特殊,与一般的通谋敌国者又有所不同,当不
致于对他怎么样吧?
无论怎么想,总是想不明白。
既然来都来了,当然只有唯命是从了!
第二天,时在二十八年元月中旬或下旬,戴雨农先生偕同笔者和王鲁翘三人,由香港直
飞安南首邑──河内。
同机者尚有十多年后出任某国大使的陈君,因他另外办了手续,且声
称另有公干,很可能与本案无关。
此处之所以提及,作为信证罢了。
陈君在河内只停留了一
夜,即匆匆离去,在此短短期间,有迹象显示,他给戴先生引见了一个人,一个与「河内工
作」大有帮助的人。
不过,这仅是一项观测,因为迄无左证,不能完全当真。
再说我们几个人在飞机上: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他靠窗,我近甬道,鲁翘是后面一排,
和一个外国人坐在一起。
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可是他
始终不开口。
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他仍然嗯嗯两声,不肯多说。
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