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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谋深算的政坛人物,哪能由着性子锋芒毕露。
而杰出的政治家是既有锋芒又能内敛,其战略性眼光和战术性的步骤高度合拍。
古代文人的意气用事,北宋政坛可见一斑。
意气用事是说:意气有用事的空间。
而文人的意气用事对民族心理会产生难以测量的影响。
情感、情绪的逻辑畅行时,理性便缩小了地盘。
这当然与&ldo;人治&rdo;有关。
政治理性与制度的构建是同步进行的,古代官员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当文人越来越像个文人的时候,他离他想要追求的理想政治就越来越遥远了。
尽管如此,儒家文化的担当天下、以民为本,文人为官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广阔视野,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民族遗产。
苏东坡这样的官员,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好官的楷模。
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看也有问题。
我不知道圣人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圣人之言,是容易教人把&ldo;利&rdo;与小人相连,将&ldo;义&rdo;和君子相连。
君子固穷也罢了,他还要视富贵如浮云。
圣人为了防范人性恶讲了很多格言警句,却显然妨碍了人性的自由伸展。
窃以为,《论语》对人性是有遮蔽的,挡住了后来的思想家们投向欲望的视线。
汉儒、宋儒、明清诸帝又强化这个遮蔽。
欲望未能受到辨认和追问,反而导至一轮又一轮的欲望泛滥。
孔子轻视女人,设男女之大防,影响恶劣而深远。
即使在唐朝,即使是名流显贵的老婆也很难留下她们的姓名。
直到曹雪芹,才发出一声惊破千年的棒喝:女儿是水做的,钟山川之灵气,须眉男子是浊物!曹公笔下的姹紫嫣红的金陵裙钗,照亮几千年。
李泽厚老先生的《论语今读》,我反复看,受益非浅。
不过,利和欲两个层面,孔子的言论就摆在那儿,凭老先生怎么强为之辨也显得难圆其说。
仁义道德的宏大叙事,长期压制欲望和功利,而文人几乎都是儒者,自己受影响,又去影响更多的人,扩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覆盖面。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了,市民社会兴起了,但文人重义轻利的意识还是很顽固。
士大夫中的杰出分子,确实能做到君子固穷。
司马光王安石,两位名相,都不提倡消费的。
当然,他们有针对性:针对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
辛弃疾这样的豪放人物,北方汉子,对南方大城市的商品贸易是颇有微词的。
苏东坡则发出感慨:&ldo;处贫贱易,安富贵难。
&rdo;东坡在富贵与贫贱之间反复折腾,将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从几个方向推到极致,成为生命之绝响。
文化大师们身体力行,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而影响却是多方面的。
在广袤的民间,在从北到南的各类民风民俗中,钱、利、色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