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王士廪贪恋权位、不肯隐退的行为,对大汉帝国的政治生态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破坏与伤害,即便,帝国没有任何一条律条与典制规定,尚书令的任期只有五年,并且由贵族、庶族官僚轮流掌权。
但是,那种通过几十年的实践,通过无数次斗争、妥协、交换,最后方达成的朝野共识,这种由核心统治权贵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是不能轻易打破的。
比起写在《刑统》、《会典》里的法律条制,这种政治潜规则的破坏,后果要更加严重。因为前者主要用于约束被统治者、被剥削阶级的,而那些隐藏于水面下的规矩,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权贵)达成的关于一切利益的平衡。
一旦破坏了,那么打破的不只是政治原则,还有好不容易形成的利益平衡,而侵犯到其他人利益,则必然引发众怒。
而根本利益的冲突,对那些食利的统治权贵来说,比起朝局平稳、社稷安定、苍生幸福什么的,更容易让他们联合起来斗争。
对于这种情况,其中的艰难与风险,以王士廪的老谋深算,他未必不明白,只不过,权力的诱惑,尤其是执政大权的诱惑,又岂是那么容易抵挡得住的。
在帝国历任尚书令中,王士廪绝对算是年轻的,干满五六年,也才六十出头,身体康健,精力充沛,哪里舍得就这么退下去。
即便在朝外,仍有封疆大吏、公卿将相的位置等着他,但怎能与一国首相的权力威风,相提并论?
而王士廪之所以愿意为自己的权力欲望采取行动,付诸于实践,大抵也来源于自身的自信。他自认为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以及尚书令之位的加成,他已经拥有足够的威望与实力,去摆平那些反对的声音。
他自信,凭借对朝廷的熟悉,凭借自身的权谋与策略,能够平衡利益冲突,过去他也的确做得不错。
更为重要的,还是正统皇帝的态度,刘维箴对王士廪的追求,并没有反对,甚至还表示,王相公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朕无烦忧,悉赖其功,这可是一剂强心针。
有此三者为凭,从正统二十一年,王士廪便正式开启“连任”,这自然引发了内外大量权贵及官僚的不满,抗争由此而起。
与包拯之间的对抗,只是一种预热,一种暖场。毕竟,包拯态度言辞虽然激烈,但他只是就事论事,只是基本大局考量,一切行为也在朝制约束之下,影响虽大,但范围有限。
但包拯之后,可就不一样了。一个包拯倒下了,千千万万个包拯站起来了,当然,仅仅在打倒王士廪专权的事情上。
公侯勋贵、朝廷大臣、士林清流,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约而同,向王士廪发起攻讦。并且,绝不止于口诛笔伐,从政治到军事,从吏政到民生,王士廪的一切政治行为,都被人拿放大镜研究,用以寻找破绽、漏洞乃至弊病,予以攻讦。
这还仅是基础的,依附于王士廪的那些党羽们,则更是重大关照目标,而他们的身上,最不缺的就是问题......
王士廪知道会很麻烦,但未曾想到会那么麻烦。当朝廷勋贵、中枢大臣、清流名士,这些人等联合起来的时候,给王士廪带来的压力也极其庞大的。
他甚至一度有种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感觉,在这种局面下,王士廪自然不可能坐着挨打,相反,他的反击也很凌厉。
天下乌鸦一般黑,你敢揭我短,我便敢掀你老底,凭借手中掌握的实权,来自“相党”的反击,也显然要更犀利些。
而这种相互揭短的作为,显然不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这是在激化矛盾,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当执政的权贵们陷入内耗时,朝廷的局势也随之动荡难安。
建隆后期,因为嗣续之争,朝中也爆发过一场大规模政争,此一回,与当年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还是统治阶级内部因权力利益而展开的博弈。
只不过,上一回,有世宗皇帝镇压,局面再乱,也有个底,负面影响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但是当今皇帝,不是世宗,而是刘维箴。
在相党与倒王派之间不断斗法时,大汉皇帝在干什么呢?倒也不纯在看戏,面对纷至沓来、如山堆积的劾章,刘维箴既措手不及,而恼火异常。
对王士廪,进行了严厉申斥,说他无法团结臣僚,以致上下衔怨。对那些屡发争端的权贵,同样也没放过,几次下诏敦劝,希望诸公能够相忍为国......
刘维箴的一系列表态,倒也不是没有作用,但只是扬汤止沸罢了,对问题的根本,始终没有触及。皇帝态度暧昧,自然给了王士廪继续专权的机会。
当然,在刘维箴那里,王士廪可也是费了大心思的,除了一贯以来的贴心侍奉,也跟王士廪的一则进言有关:尚书令职,乃陛下所授,今陛下无意更免,而群臣亟欲黜落,居心何在?今日能群起而攻臣,他日若联合以逼陛下,陛下如何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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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廪的言论,自然有偷换概念、转移矛盾之嫌,但对刘维箴却十分有效,这不是个自信的皇帝,习惯了众正盈朝的太平日子,面对混乱政局,汹涌舆情,处置实在乏术。
因而,让王士廪替大抵挡来自外朝的纷扰与风雨,似乎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这些混乱因王士廪而发。当然,影响刘维箴态度的,还有内侍行首蔡诀,至少外廷权贵相互牵制时,他们这些在内廷伺候的,处境可就宽松多了。
这场围绕着相权展开的党争,持续了足足三年之久,由于皇帝刘维箴的态度,王士廪始终占据着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过相当的妥协,以寻求合作,但做得更多的,是以各种手段,对政敌进行打压。
曾公亮、富弼、赵尚范(赵匡赞之后)等重臣,逐一被排挤出中枢。如欧阳修者,更是流贬地方,虽然并不是太看得上这些清流,但他们在士林中的名望太高,手里的笔杆子,还是很厉害的。
王士廪在秉政后期的表现,很符合权相乃至奸相的特征,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反派。他的权谋,尽用在安抚皇帝,打压政敌,巩固地位上,为一己之私欲,致朝政陷入昏乱,以致政务紊乱,士心躁动,人浮于事。
虽然对朝局的震荡,皇帝刘维箴要负很大责任,但最终一锤定音,把王士廪赶下台去的,还是刘维箴。皇帝在帝国体制内的权威,可远未被消磨干净,它始终存在,只看坐朝者愿不愿意去行使罢了。
王士廪几乎在火山口坐了三年多,并且从各方面,牢牢地压制着屁股下的汹涌。然而,在长期的对抗中,他也难免失策,乃至失智。
而他最大的过失,就在于,在长时间的执政生涯中,他逐渐忽视了,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究竟来源于何人。
正统二十四年(1065)正月,春寒料峭,时年48岁的皇帝刘维箴在宠幸一名宫娥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兴奋,以致昏厥,消息传开后,朝野震荡,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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