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宋人笔记称：寇准的一次生日宴会，排场摆设几近皇帝生辰。

散席后，他还身穿黄色道服，头顶花朵，纵马行走。

因其举止颇有僭越之嫌，遂被驻防长安的监督官奏报给天子。

真宗一听寇准有反叛之举，顿感惊异，当即将奏报出示给宰执大臣。

好在宰相王旦了解寇准为人，看着报告笑道：寇准挺大的年龄，还痴迷骑马，可劝诫他以后注意。

几句笑话，才轻松打消了天子的疑虑。

但说到底寇准还是寇准，逍遥只是幌子，纵酒也仅是他生活的一面，其志根本不在于赋闲地方，最打动他的依然是念念不忘的权与势。

照常理说，寇准少年得意，年纪不太大便已出入二府，先后做过宰相和枢密使的高位，位极人臣。

尤其是在景德元年，独领风骚，立下盖世功业，又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宦海的酸甜苦辣皆已尝尽，若换作旁人早该知足了。

但他却并未知天命，依旧不甘寂寞，时刻关注朝政动向，不知所进退。

为了再度返回朝堂，重掌大权，寇准仔细观察分析了朝廷的状况与走向。

从大势来看，此时朝廷与辽朝通好，又招抚了西陲的党项势力，周边环境大致平稳；就内部而言，虽因土地兼并、政府赋税加重，引起下层百姓不满，社会矛盾日积月累，不过局面总体还算稳定。

不用说，已近晚年的天子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乐见太平景象，因而臣僚们都投其所好，以图进用。

当然，像王钦若及后起的丁谓一类人，更因善于迎合，不断制造祥瑞景象，满足了君王的虚荣心，都分居要津。

揆诸朝政现状，再回想起以往随天子封禅泰山的情景，寇准意识到若要复出，自己也必须投身到这场热闹的潮流中去，以引起朝廷的注意，并打动皇帝。

正是在此心态下，他竟糊涂地做出追随天书祥瑞活动的决定。

天禧三年（1019）三月间，负责永兴军治安的巡检使朱能向长官寇准报告特大喜讯：天书降临终南山！

此事原委十分蹊跷，背后自有隐情。

据文献记载可知，朱能本是天子亲信宦官周怀政荐举之人，以旁门左道做官。

朱能到长安后，纠集一批人于终南山修筑道观，制造神符咒命，无非是借此讨好当权者。

寇准作为本地大员，应当也了解其人其事，天书降临很可能就是在寇准的默许甚至指使下而来，只是史书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将寇准参与其间的事隐去。

寇准得到喜讯后，立即向朝廷汇报。

真宗皇帝接到来自寇准的奏书，颇感疑惑，怎么搞的？这位以刚直出名的大臣也相信这一套？便询问亲近大臣，估计是王钦若对天子说：最早不信天书的人是寇准，现在天书降临他的辖区，不如就令寇准公开献于陛下，如此天下百姓必将信服天书确有其事。

真宗觉得有理，不久便下诏宣寇准赴朝。

五月中，寇准接到入朝的诏命，便收拾行装准备起程。

他的门生闻听后深感不妥，给他献了上中下三策：东行到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时，可称病坚决请求外任，此为上策；中策是入宫觐见陛下时，揭发终南山天书实乃虚妄之事，尚可保全一世清名；下策则是重返中书拜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