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源于欧洲的文化观念、制度模式也已广泛而深入地植根于全球各地，同各地本土文化汇通交融，形成一种你中有我、你我难分的格局。

这也即是从五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发端的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今天看来，在这一现代化潮流面前，不仅世界各种文化概莫能外，而且随着以网络通讯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普及，这一进程空前加快。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自身的历史定位应该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传统的悠久文明古国，一方面也是世界现代文明潮流中的重要一员。

提出这一双重身份当然不是笔者的新见解，但是有助于提醒我们在讨论欧洲或者西方是否衰落的问题时，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也是在讨论中国本身的衰落或者兴起的问题，因为我们当今赖以生存的无论是物质还是观念环境，从政治、经济、科技到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均已经深深植入源于欧洲的现代潮流。

从这一意义上，讨论欧洲就是讨论我们自己，反思欧洲就是反思中国本身。

鉴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古代长期与欧洲迥异的文明演进道路，中国不乏创新文明方式，引领文化潮流，超越欧洲、超越西方的可能，但这种创新、这种超越只能是在对欧洲、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文明积极融汇与批判吸纳之后才是可能的。

文化衰落还是实力衰落？

谈到欧洲的衰落，人们会立即想到德国的斯宾格勒。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德国保守思想家斯宾格勒即推出《西方的没落》一书。

斯氏当年对包括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阿拉伯、欧洲等世界八大文化形态进行分梳比较，认为文化如生命有机体一样，有着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

断言20世纪的西方正处于其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衰落已无可逆转。

毫无疑问，斯氏当年西方衰亡的悲观预言如今并未兑现。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欧洲起伏跌宕，无论是在经济力还是在世界地缘政治上的地位都有明显的变动，但是如斯宾格勒这种文明兴衰意义上的西方衰落看来仍不是触手可及。

比较吊诡的是尽管斯氏预言看来既无历史依据又被实践证伪，但斯氏的这一文化如有机生命体的深沉的欧洲文化哀声却如洪钟大吕，悠远绵长，代代相传。

据研究者统计，此书出版后的十年间，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销量达十万册之多。

此书之后，斯氏曾有多种著述问世，但无论是在销量还是在影响上都不能同《西方的没落》同日而语。

然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斯氏的观点却完全不被接受。

文明兴衰如何可以同草木枯荣类比？历史学贵在实证，如何可以玄想妄断？哲学重在逻辑推理，如何可以堕入非理性歧途？

实际上，斯氏一书问世仅仅两年之后，法国地理人口学家德芒容（albertdeanon）即有《欧洲的衰落》（1）一书问世。

相比之下，德氏这本书却颇得学界好评。

这是一本逻辑严谨、论证精密的&ldo;科学&rdo;著述，作者依据人口学、经济学等数据，以实证比较等学术方法，系统论证了欧洲&ldo;一战&rdo;之后在世界上实力的衰落及其发展前景。

不仅如此，当年的德芒容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尽管欧洲衰落值得忧虑，但欧洲的衰落乃属相对衰落。

这一相对衰落乃是由于美国与日本的崛起所致。

在他看来，此后欧洲也并非命定走向衰落，欧洲通过奋斗，也可能焕发青春；世界其他地缘板块，也可能随着时光流逝走向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