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是一种压力吗？

程抱一：不能说压力，因为它还是一种欢愉。

到了晚年，还能和人们，和别人，达到这样一种最深度的交流。

最近和我打招呼的人，是看过我的书的人。

收到的信，多得不得了。

这是30号的一封信，不到两周。

这人我不认识，你可以看这信。

他说在公园里见到了我，因为我在和另外一个人谈话，不敢和我打招呼。

信中可以看出法国人有种可爱的一面。

他说那时见到我的时候，只是看到了我的面貌，后来看我的书。

这样的信很多，信中的文字对生命有一种醒悟。

所以我和读者的关系，不只是文学上的关系。

我的书，不管是小说还是诗歌，都是一种触及生命基本问题的东西。

读者我不认识，也许永远不会见面，但是一种心灵的交流，而不是一种读者对作者的倾慕。

对于一个作家，如果能这样，他就得到了一种报赏了。

而这个报赏，也必须让我下一部书必须走得更远，所以又是一种负担。

问：我注意到您的著作中对生命本质的追问，这固然是您进入创造巅峰所达到的一种境界，但是否也同您个人生命中的特殊经历有关？比如您幼年时受到什么事件的激发或者感染？

程抱一：我早期生命中发生一些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我七岁的时候，到法国学历史的一个姑母，带回卢浮宫的维纳斯像和安格尔的裸体画，这都是女性的理想美。

对我是一种冲击。

在中国那时的旧家庭里面，只是看过女人喂奶。

可是两年以后，便是南京大屠杀，1939年，另外一个形象出现了，那个惨你们无法想象。

中国兵被日本人一排排地练刺刀，这是酷刑，是十字架的形象。

这也是引发我对西方思考的原因，对恶的思考，一定要和西方对话，看他们是怎么面对的。

南京大屠杀时，很多女人被强奸，被站着拍照。

这种裸体和安格尔的一个女人拿着水坛的对照……那时我只是少年，但面对这种大恶与大美，两个极端，不能放弃一端。

之后我几乎无法正常继续学习。

我在巴黎有很多痛苦心酸，但都承担下来了。

我始终是一个非常狼狈的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奖学金。

虽然后来有人写信可以申请。

都是靠自己。

但是对至美的探求从来没有断过。

然后就是对恶的哲学的思考，如何面对。

我不是胡适之、傅斯年一样的人，一站起来便有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