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病房出现的死亡率差异让卡维很感兴趣，这应该是他本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在作祟，那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变。

但时间这玩意儿总得带走些东西，卡维被带走的是将好奇心付诸于行动的驱动力。

说得好听点叫沉稳、谨慎，难听点就叫懒得去管那些闲事儿。

正如那些产科医生想的那样，外科病房里的病人死亡率比产妇高得多，甚至有不少人会直接死在手术台上，死在外科医生的手里。

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都没管好，卡维一个小小助手哪儿来的精力和权力去管别人家的事。

在这种复杂情感的支配下，他借着看那位即将剖宫产孕妇的机会，进了产科第1病房。

宽敞的大房间里整齐排列着上百张病床，大多数孕妇跑去了病房外找医生理论。

床上稀稀拉拉躺着的那些，基本在静卧待产，少数几个则在护士的帮助下和尚未入盆的胎位不正做着激烈斗争。

“这是冰水，现在把肚子放进去”

“好冷啊。”

“对，就是这个地方，孩子的头遇冷就会想办法离开，这样胎位就会变得正常了。”

“这么做真的能行么？”

“是辛普罗斯医生吩咐的，请一定相信我们”

卡维走过一张张病床，终于找到了诺拉。

她正孤零零一个人斜躺在24号床铺上，病号牌上写着名字：诺拉，没有姓。

年龄是19岁，比奥地利当时法定结婚年龄的21岁还小了两岁。

但“父母同意”

这一附加条款可以为未成年结婚开绿灯，诺拉应该就是这样嫁出去的。

她个头不高，身材纤瘦，真的很瘦，比每天吃黑面包玉米粥果腹的卡维还要瘦得多，遮体的宽大病号服和盖在头肩上的淡金发色让她更显憔悴。

这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穷苦女人，姣好的面容早被生活摧残得不成样了，就算整束好妆容走在大街上也没人会对她多看几眼。

15克朗的床位费让诺拉彻底记住了卡维，见到人来了，她费力地坐起身，脸上挤出了些笑容：“医生，刚才真的谢谢你能帮忙把我留在了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