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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诸王臣奏曰：&ot;此女迄今三十三岁，已受聘二十年矣。被大明遣兵为夜黑防御，夜黑遂倚其势，转嫁与蒙古，今可侵大明。&ot;

太祖不允……

按：如上实录，太祖所谓&ot;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ot;一语，当系后来修实录时所加。太祖当时必不致作此语，当时御史翟凤翀巡按辽东时，主张根本不管他们的&ot;家务&ot;，疏称：&ot;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体亵。&ot;可以反证明朝绝无令叶赫以&ot;老女&ot;予蒙古之事。天聪修实录所以加此语，无非以此与&ot;告天七大恨&ot;相呼应，以见其&ot;造反有理&ot;而已。

第24节：第三章太祖、太宗（5）

太祖之不欲兴问罪之师，乃是老谋深算，因为叶赫之结蒙古，一方面恃以为援，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激怒太祖，希望满洲兴兵，则不但叶赫与蒙古组联军，足以相敌，而且明朝亦一定会从清河、抚顺发兵，东向夹击，危亡立见。

同样的，太祖不欲伐明，亦是怕叶赫与蒙古拊其背；决定&ot;固疆宇、修边关、务农事、裕积储&ot;，自是持重的做法。

可注意的是，此后事态的发展，第一，三个月以后的闰八月，长子褚英因罪为太祖所杀，所得何罪，迄今不明，只有就官书中现存的记载去猜测。《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ot;幽系肃亲王豪格&ot;一条下记：

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ot;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ot;诸王大臣复屡奏言：&ot;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ot;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是则褚英的罪名与豪格相似。按：豪格为太宗长子，顺治异母兄。入关后平四川，斩张献忠于阵，但与其叔摄政王多尔衮不和，削爵系狱，其妻且为多尔衮所夺。《清史列传&iddot;宗室王公卷二》记：

（顺治）五年二月凯旋，上御太和殿宴劳。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以豪格徇隐随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事，又欲擢用罪人扬善之弟吉赛，议罪削爵，系之，卒于狱。八年正月，上亲政，念其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

十三年九月追谥武，再立碑以纪其功。

据此，则豪格之获罪，别有缘故，后当详考，大致亦为不得皇位之故。当时以豪格之罪名比拟褚英，则褚英当亦有反太祖之事实，而与太祖不愿兴兵征叶赫及反明有关。

明朝人的记载，如《从信录》等，记褚英之为父所诛，是由于反对太祖叛明之故，此可能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太祖是采取稳健的步骤；而&ot;诸王大臣&ot;主张兴兵，此&ot;诸王大臣&ot;当然包括褚英在内。此后不久，太祖正式称帝，亦是由于&ot;诸王大臣&ot;纷纷劝进，过拂部下之意，势必影响士气，不得不然。

太祖建国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年五十八岁，称号为&ot;天命皇帝&ot;，后世误以为建元&ot;天命&ot;。其实，太祖此时不但无代明而有天下的雄心壮志，甚至根本不想维持传统的帝制，谆谆以共治为嘱。据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载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事：

皇子八人进见问曰：&ot;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ot;帝曰：&ot;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ot;

这是太祖制定的国体，孟心史称之为&ot;联旗制度&ot;。但此制度要维持不坠，实在很难。八固山除了四小贝勒以外，四大贝勒都想继承帝业，最后由皇太极继位，出于代善父子的拥立；否则相互砍杀，绝不能成一统之业。

明亡清兴，实有天意，有清太祖、太宗及代善，并有明熹宗、思宗。明朝并非无人，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无不可以制满洲，但其遭遇，真是令志士丧气。当然，误国的疆臣边帅亦不是没有。先谈袁崇焕，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一本传：

袁崇焕广西藤县籍，东莞人，万历己未进士，为邵武县令。天启壬戌，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广宁失陷，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

第25节：第三章太祖、太宗（6）

按：广宁失守在天启二年。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两人不和，而内阁及兵部皆袒护王化贞，因此熊廷弼虽有大举的计划，却无由实现。

天启元年，原为抚顺游击而投清的李永芳勾结了王化贞部下的一个游击孙得功，由孙得功向王化贞献议，说李永芳有心反正，只要一发兵，里应外合，足以大破清军。王化贞大喜，以为立功有秘计，益发轻视熊廷弼。见此光景，熊廷弼便上奏乞休，朝廷亦已许了他。不道尚未能离任，太祖已在天启二年正月对辽河发动攻击，孙得功想绑架王化贞投清，幸有别将相救，得免被俘。

熊廷弼痛恨王化贞偾事，同时深知敌人还不敢渡辽河而西，因而随王化贞入关，打算着朝廷知道他的才具，既然王化贞失败，自然就会想到他，那时再来经营，亦还不迟。

《袁崇焕传》又说：

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胸不敢任，袁崇焕独攘臂请行，与阎鸣泰同出监军山海。巡抚刘策议于山海关外掘壕堑，筑备城关……崇焕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筑城与掘壕俱不便，请罢。阁部孙承宗自请至关，相度形势，是崇焕言。掘壕议遂寝，朝议遂以孙承宗为经略。

按：此记殊有未谛。山海关外另筑重关，议出两王；两王者，蓟辽总督王象乾，及代熊廷弼经略辽东军务的王在晋。当时大僚多不愿到辽东是事实；而王在晋功名心切，首辅叶向高因许以&ot;关门一年无事，即予封拜&ot;，因毅然以兵部尚书出镇辽东。但实际上不但未到辽东，连辽西都未到，只在山海关内坐镇。关外已经弃守，但非满洲所占，而是蒙古喀尔喀、土默特等部在盘桓。其时的情势非常特殊：满洲与明朝都在争取蒙古，满洲希望蒙古进攻明朝，所以让出关前之地；而明朝则以为蒙古为我&ot;守边&ot;，所以经常有巨款犒赏，名为&ot;行款&ot;，蒙古兵则称为&ot;西部&ot;。王象乾的长技，即在结纳&ot;西部&ot;，以&ot;行款&ot;买得个无事，待老解职，挟丰盈的宦囊回老家去求田问舍，做权绅鱼肉乡里。

王在晋到镇，就照王象乾的办法，打算着干满一年便可入阁拜相。不道忽然动了功名之念，计划利用西部收复广宁，王象乾便极力劝阻，他说：&ot;收复广宁而不能守，朝廷不念收复之功，只问失地之罪，岂非自取之咎？为今之计，不如在关外设关，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ot;

他说这话是有私心的。原来他的辖区虽为蓟、辽，但辽事有经略、有巡抚，所以实际上只是管蓟州，蓟州不失，即无罪过；如果关外设关，关内的蓟州又多一重保障，更可高枕无忧，所谓&ot;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ot;，这&ot;京师&ot;二字应改为&ot;蓟州&ot;才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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