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大学里作报告，我是颇有一点经验的。

别的国家不说，只在印度一国，我就曾在三所大学里作过报告：一次在德里大学，一次在尼赫鲁大学，一次在海德拉巴邦的奥斯玛尼亚大学。

这三次都有点&ldo;突然袭击&rdo;的味道，都是仓促上阵的。

前两个大学的情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绘过，这里不再重复了。

在奥斯玛尼亚大学作报告，是由我们代表团团长临时指派的，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客中又没有图书资料，只有硬着头皮到大学去。

到了以后，我大吃一惊，大学的副校长（在印度实际上就是校长）和几位教授都亲自出来招待我。

他们把我让到大礼堂里去，里面黑压压地坐满了教授和学生。

副校长致欢迎词，讲了一些客套话以后，口气一转，说是要请我讲一讲中国教育和劳动问题。

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我作报告的题目。

我第二次大吃一惊：我脑海里空空如也，这样大而重要的题目，张开嘴巴就讲，能会不出漏子吗?我在十分之一秒内连忙灵机一动，在讲完了照例的客套话以后，接着说道：&ldo;讲这样一个大题目我不是很恰当的人选。

我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我给大家讲一点中印文化关系吧!我相信大家会有兴趣的，因为大家最关心中印人民的友谊。

&rdo;没想到这样几句话竟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我知道，我已经过了关，那一颗悬得老高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开口讲了起来。

现在来到了特里普文大学，题目是事前准备好的，所以心情坦然，不那么紧张。

但是也有让我吃惊或者失望的地方。

我原以为，在这里同在印度那几个大学里一样，全院动员，甚至全校动员，来听我的报告。

可是在这里没有那样节日的气氛，只是在一间大屋子里挤坐着一两百人。

在我灵魂深处，我确实觉得有点不满足。

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只好听从主人的安排了。

在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点潜台词：尼泊尔学术水平不高。

我前几年读过一本尼泊尔学者写的《尼泊尔史》，觉得水平很一般。

于是我就以偏概全，留下了那么一个印象。

我今天来到了尼泊尔的最高学府，眼前虽然坐满了学者、教授、博士等等，可是那个印象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头脑中。

这是否影响了我讲话的口气呢?我自己认为没有。

但是，诚于中，形于外，也未必真正没有。

我既然已经张开嘴巴讲了起来，也就顾不得那样多了。

可是，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轮到大家提问题的时候，我却又真的吃了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