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

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反共，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荡不安，学生两极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马前的桃花，远看异常鲜艳，近看则不见得。

我在柏林呆了几个月，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

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ldo;流学&rdo;。

这些高级&ldo;衙内&rdo;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与他们为伍。

&ldo;此地信莫非吾土&rdo;，到了深秋，我就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

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没有离开过。

德国给我一月一百二十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

手中几乎没有余钱。

同官费学生一个月八百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

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ldo;阮囊羞涩&rdo;，二则珍惜寸阴，想多念一点书。

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

但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

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

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

我心里彷徨起来。

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我狂喜不止。

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

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梵文课，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选了梵文课。

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

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

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

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

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件，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

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

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

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