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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母亲来说,最高的法律是一个人的良知。
她常说:“原则上,我并不看重法律。”
她会说一条法律或许有某些好处,但是另一条就可能全无好处,一个人必须自行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她知道某些法律能为某些人效劳,却同时伤害了另一些人,一如在今日的西班牙,一般而言,法律只对少数人有好处,而伤害了多数人。
这份理解来自她内心。
她一向按照原则行事,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去做她自认正确的事。
我弟弟恩立克十九岁时,依照当时的法律,被征召去西班牙军队服役。
他去找母亲,我也在场,那一幕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孩子,”
她告诉恩立克,“你不必去杀害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必杀害你。
你生来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为了被人杀害。
走吧……离开这个国家。”
于是恩立克逃离西班牙,去了阿根廷。
恩立克是她的幺儿,母亲特别怜爱他,而一别之后,她十一年都没有见到他。
一直等到那些违反征兵法的人得到特赦,他才回家。
我想,如果全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对她们的儿子说:“你生来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为了被人杀害。
不要打仗。”
这世界上将不会有战争。
当母亲要我弟弟恩立克离开时,对她来说,事情并非只是单纯地救她儿子一命,还在于做正确的事。
还有一次,我们那个地区发生霍乱。
那是场可怕的灾难。
这一刻你还看见某人正常地走路、说话,一个小时之后他就死了。
那地区成千上万的人都死了,本德雷尔也有许多人死去,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死了。
那时我们住在圣萨尔瓦多,我弟弟路易大约十八岁,常常在傍晚去本德雷尔。
他会去死于霍乱的人家里,在夜里把尸体送往墓地。
“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
他说。
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母亲当然知道他每天都有生命危险,但她从不曾为此说过一句话,叫他别去做他认为该做的事,一句也不曾说过。
在我母亲心里没有模棱两可的事。
不论大事小事,她总是直截了当。
她也不在乎那些琐碎的规定。
我年轻时办过许多演奏会,有好几个银行账户,其中一个在巴塞罗那。
我习惯把存款凭证交给母亲,她会替我收起来。
有一次,银行向我索取前一年他们给我的一张凭证,我告诉母亲,她便去找,可是没找到。
我跟她说:“亲爱的母亲,他们想要看那张凭证。”
“为什么要看?”
她问。
我说:“因为那是规定。”
“规定?难道他们不知道那钱是你的吗?”
“他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