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部礼堂里木椅一排排的,跟过去自带板凳大不相同。因为是卖票的营业电影,场内对号入座,所以并不拥挤。叶干事领着老几坐在十五排正中间,告诉老几他用的是招待票,是政治部宣传科专门招待老几他们二十多个人的,可惜其他人都睡觉了。
他们刚坐下,一个熟悉的面孔从前面一排回过头,瞪了老几一眼。保卫科的河北干事。从那次调查了知识青年的死亡和火灾,就再没见到他。叶干事跟他打了个招呼,称他为“曲科长”。他升任成科长了。曲科长瞪老几,是因为终于要“君子报仇”,就在明天,公案私案都要一并结案。
就在曲科长雪亮的瞪视中,场内灯光暗下来,一个纪录片映上银幕。窗子仍然把西北高原的黄昏透进来,使黑白纪录片不黑不白。
电影结束后,叶干事把老几送回招待所的房间,并祝老几晚安。
根据天色老几判断此刻是十一点左右。他摸出那四张纸来,在,他在记忆里翻来翻去,挑花了眼。公鸡都开始打鸣了,他还在犹豫,挑不出一篇最合适的作为跟婉喻的永别留言。焦灼从五脏烧出来,烧到手心脚心,烧得他浑身冒汗。他为了最终徒劳的盲写而恼怒自己,也恼怒叶干事;行刑也该通知得早一点,好让他准备得充分一些。人一生只死一次,草草地就死了,比来到这世上还不由自主……
夜审
关于我祖父的加刑,我从他的回忆录上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年夏天,上海有个叫江帆的区公安局长被捕了。具体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军统。具体证据也模糊,但模糊证据是“有人”密报。当时叫做“有人”的证人到处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江帆的被捕导致了江帆曾经着手办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审。其实不是重审,就是推翻。既然江帆本人是军统嫌疑,在1951年的“镇反”1954年的“肃反”的量刑时,必然会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逻辑的推理。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绝大部分被加刑,死缓于是成为死刑,无期加成死缓。“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假如现在给他加刑的某位首长在将来又涉嫌中统、军统或其他旧政府部门,又要推翻现在的改判,那么二十五年就还会加上去,给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监狱当局的干部问陆焉识是不是不服审判,不服是可以上诉的。陆焉识表示自己绝不上诉,因为就他所知,所有上诉的犯人都没再回到监狱来。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这次他没有放弃上诉。上诉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败诉当然是可以想见的。同时上诉也被看成是进一步“不服审判,与人民政府为敌”。
陆焉识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为重刑犯押到监狱的底层的。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忆录并没有细写环境,因为担忧婉喻在阅读时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够。所谓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缓犯人。但处死要一批批来,刑场的安排问题,行刑人员、行刑弹药的调配,刑场安全保卫的策划,以及各单位观刑代表的组织,都需要一些时间统一运筹,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么痛快,机枪一响,割倒一片。死刑犯们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么排的,每个人都可能今天被带到审判大会,然后直接带到刑场。偶尔有一两次,被带到审判大会会场的人又被带回来了几个,似乎是因为行刑人员和死刑犯的人数搭配给弄错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个谜。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带回来的死刑犯最后又被减刑了。
陆焉识和同监号的重刑犯们都准备好一套体面衣服和鞋袜,时刻准备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响。陆焉识为自己准备的是一套深蓝的三件套西装,是弟弟焉得送给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毕,正要出门去参加一个学术方面的酒会。除了西装,他手腕上还带着婉喻的礼物,那块白金欧米茄,领带和蓝宝石领带夹是韩念痕送的。那张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时带给他的,框在椭圆形的袖珍玳瑁相框里,现在被放入了西装胸前的内兜。每天晚饭后,重刑犯人们都卷上自己的铺盖,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卷在被褥里,拖着重镣攀登到顶层五楼。五楼全是机动监号,关押临时犯人,等于是个犯人客栈。如果谁没有随着大伙搬上五楼,他必定在夜里被“验明正身”。
夜深人静,底层的某个监号会摆出长条桌,桌后坐着公安干部,桌面上摊着表格。问答开始了——“什么名字?”“xxx。”“年龄?”“xx。”每次回答之后,干部就在一栏里打一个勾,证明名字、年龄、籍贯和本人对上了号,生怕明天拉上审判台的人多,加上开大会的上万群众进进出出,乱哄哄的会毙错了谁。表格上的栏目被一个个勾画完毕,公案干部头一摆,狱警就把这人押出去,找个合适地方让他睡最后一觉。
搬到五层楼上的重刑犯们会在第二天早晨听见看守的大声通知:“关上窗子了,啊!……还在外面打扫卫生的值日生马上回自己监房了,啊!”这类扯开嗓门的通知是被一双快速行走、或小跑的腿带来又带走的,听见的人们都觉得它像通知山洪或地震或其他什么灾难。监狱的每个监号都要在早晨起床后打开窗户,排除一夜的污浊空气。
陆焉识总是坐在离窗子最远的地方。似乎这样他就离枪声更远了。从审判大会拉到刑场上的不止一个监狱的犯人,所有监狱的死囚都由卡车一车车地拉到刑场。有一个刑场离关押陆焉识的监狱很近,五楼的几个监号的窗子可以作为包厢观看行刑。假如谁想提前俯瞰一下自己几天后或几星期后所要走的步骤,或对自己的下场有个宏观认识,就可以把那些窗台当观望台。关紧了窗子,重刑犯们都坐在自己的被褥上,听着远处的枪声。自动步枪是一下一下地响,间隔均匀,那是因为当天挨毙的人不太多。步枪毙不过来,他们就会听到轻机枪。“嘎嘎嘎”的扫射有时会持续到午饭时间。最长的几次,枪声一直响到下午,一场歼灭战似的,从不拿枪的敌人手里又夺回了一次上海。
等重刑犯们排着队搬回底层监号,总是看见铁门对面的墙根下堆放着刚被机枪歼灭的人留下的被褥,里面裹着他们的私人财产和书籍。每个被褥上都别着纸条:xxx刑于x年x月x日。
重刑犯的人数在上升,原先住三个人的监号住了六七个人。白天动一动要喊“报告”,看守同意后可以换个坐姿。夜里大家肩并肩,腿贴腿地躺着,谁要翻身也必须先喊“报告”。一个人喊“报告”翻身,所有人都利用机会跟着翻一次身,躺得那么紧密,你不翻别人也翻不透彻,如同一个平锅煎锅贴,煎着煎着,所有个体就变成了一体。就这样一夜“报告”声不断,所有人的睡眠被一个个“报告”截断,又被一个个“报告”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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