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和诸侯们对这种财产的转让也非常不满。

在那些封建领主的军队所支持的地方，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却养活着修道院中的神父和修女。

而且，这些土地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支配的。

早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以前，诸侯和教皇之间就为&ldo;圣职任命权&rdo;，即谁来任命主教的问题而发生了斗争。

如果这个权力掌握在教皇手中而不是国王的手中，那么后者不但会失去对他的国民良心的控制，更失去了相当大的统治区域。

另外，神职人员还主张免除他们的税收，因为他们向罗马纳税。

不仅如此，教会还主张普通信徒除了缴纳给国家的税款外，还要收取他们的&ldo;十一税&rdo;。

11世纪，几乎每一个拉丁基督教国家的历史都呈现着同样的情形，即国王与教皇为了圣职任命权而彼此斗争，并且往往是教皇获胜。

教皇宣称他有权解除王侯的教籍，有权解除其臣民对他们的忠诚，有权承认继任者。

他声称有权对一个国家行使禁行圣事令，这样，除了洗礼、按手礼和忏悔礼外，几乎所有的宗教职能都将停止；牧师们不能执行日常的各种礼拜，不能主持婚礼和葬礼。

有了这两种武器，教皇才能在12世纪镇压大部分不服从的王侯，恐吓大部分动乱的民众。

这些是非同寻常的权力，只能用于特别的场合。

但教皇们滥用了它们，使其失去了作用。

在12世纪的后30年中，苏格兰、法兰西及英格兰都先后被行使了禁行圣事令。

而教皇们也难以克服向冒犯自己的王侯派遣十字军的诱惑‐‐直到十字军精神从此消失。

如果罗马教会仅仅与王侯作斗争，而注意保持对大众思想的控制，它可能会得到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永久统治。

但是教皇的高贵权力，反映在牧师们的行动中，就是傲慢。

11世纪前，罗马的神父可以结婚，他们与周围的民众有着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他们就是人民的一部分。

格列高里七世要求他们独身；他原是想要割裂神父与普通教民之间的过于亲密的联系以使他们更接近罗马，但事实上，他造成了教会与民众之间的隔阂。

教会有自己的法庭，不单是涉及到神父的案件，连涉及到修道士、学生、十字军人、寡妇、孤儿和无助者的案件，都要由宗教法庭审理。

同样，所有有关意志、婚姻、誓约等事件，以及巫术、邪说、渎神案件，也由它来审理。

当世俗人员发现他和神职人员发生了冲突时，他只能交由宗教法庭。

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义务都落在老百姓的身上，而神职人员却自由自在。

毫无疑问，在基督教世界中，嫉妒和憎恨会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