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三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十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

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

对此，我是有过亲身体验的。

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统治区挺进，行程二千五百多公里，沿途还有几个小的游击区，但由于长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战斗十分频繁，加以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尤其是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非常困难，部队到达皖南时巳减员二分之一。

这次从中原出发向闽浙赣边挺进，虽然形势与当年大不相同，但要转战数省，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走的远一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二分之一。

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

第二，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师）。

整编第五军（注）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

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

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顶期的行动目的。

此外，我渡江南进的部队将再次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弯。

这几个部队从苏中北撤到山东和由内线转到外线，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转弯，都是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作战胜利的鼓舞才逐渐解决的。

如渡江南进，思想转弯也势必需要一个过程。

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注：敌整编第五军的番号在我解放战争时期曾几经变动。

解放战争开始时称第五军，辖三个师（第四十五、第九十六和第二○○师），每师辖三个团；一九四七年改称整编第五师，原各师改称旅，每旅辖三个团；一九四八年春又以整编第五师为基础扩编成整编第五军，下辖整编第五师（辖第四十五旅和第二○○旅）和整编第七十师（辖第九十六旅和第一三九旅），军长为邱清泉。

在豫东战役中，整编第七十五师和第八十三师，先后归该军指挥过，故亦称邱清泉兵团。

再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的运用问题。

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

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共十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

如果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

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

再则，我三个纵队在渡江后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约五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

两者对比，我三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虽然我有以上这些考虑，但要不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开始我是有顾虑的。

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

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

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

想到这些，我终于消除了顾虑，于四月十八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

在这个报告中，主要是根据上述看法，建议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