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天突然出现在父亲的书桌边。

他去图书馆的时间我已经掐得很准：每星期五上午，他总是去图书馆恢复一下单身汉的清静日子。

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复成一个学者和忧患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读一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报》，再浏览一下《泰晤士报》和《读卖新闻》。

他得找到自己在这个创伤累累的地球上的定位。

每隔一个礼拜重新找一次，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有新的战争版图。

我到这里来找他很好，他不是那个大嗓门儿的、大而化之的归国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厌世的真实自己。

我前面讲过，我们父女都有别人不认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只有父女面对时才活过来。

一旦我和父亲以我们血缘中特有的面目出现，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没有比那种理解、原谅、接受更彻底了。

冒犯还没出现，就已经被原谅了，不管我一生还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这个时候看着我，全部提前接受。

他正是这样向我转过脸的。

父亲说：你瘦了，妹妹。

这是两三个月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上次见他还是八月初。

他的生日是八月二号。

我大概在八月三号或四号（我记不清具体哪一天）神出鬼没地回到家，给他送了一块“凯斯林”

的蛋糕和祝寿语。

还好。

我说。

我每顿饭都是胡乱在小摊上吃碗阳春面或小馄饨，所以站在父亲眼前的，就是摊贩们克扣斤两的后果。

父亲说假如冷的话，他会从家里给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来。

然后他问我，第二天是否有空。

我看着父亲。

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这一天他恢复成了中年光棍。

他追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们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

从医院出逃后，凯瑟琳大大光火，真的成了个恶毒的小后妈，说我如何地自私，偏要和日本人胡闹，把父亲和她也牵连进去。

在我为父亲道贺生日那天晚上，小后妈的嘴脸可是够瞧的。

她说要么我就遵守与日本人的诺言马上离境，要么就跟家里一刀两断。

家成她的了。

父亲又问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是个很差的地方。

他说，好啊，连他也不能得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