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真是羞人。

为了孕妇和胎儿，我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自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把家里的照明灯泡，从45瓦到60瓦的，全部换成了15瓦。

随手关灯。

能不用电尽量不用。

深夜，我会蹑手蹑脚，在公共厨房的水槽里，把水龙头拧小到水表不走动的程度，然后用我们家的桶接水。

这样水费总归会少掉一点吧（可悲的是，这些做法和我母亲是何其相似啊！

）。

上班的时候，我对串门有了兴趣。

我走进每个办公室，主动和不同部门的同事们聊天。

在她们对我的有喜表示了热情的祝贺之后，我就请教那些母亲们，一个婴儿需要许多尿布？而穿旧了的针织内衣是不是更柔软和吸水？是的！

是的！

那么，如果你们有富余的旧针织内衣，请送给我好吗？我不会嫌弃的。

我也知道怎么高温消毒。

至于婆家和娘家，我根本就不指望，人家都是大干部。

你们可看见有几个大干部给子女带孩子的？这种时候，我才明白，只有乡下老人（我们孝感乡下那种没有文化的、淳朴老实的、纯粹为子女而活着的老人，），才是世界上最可贵的人！

在这十年的婚姻生活里，我的儿子如期而至，又按时长大，三岁上幼儿园，七岁上小学。

他的名字在出生之前，就被父母准备好了，叫做典典。

取意在字形，我们但愿儿子是一个双脚稳稳踏地，方正扎实的男人。

我的儿子似乎早就接受了我的胎教，从小就是一个这样的好孩子。

不多话。

不找大人索取零食和玩具。

自己拿根树枝叶可以快乐地当马骑。

总是一副干干净净的小模样。

果然就像华林说的那样，他有饭吃，他的儿子也就有饭吃。

可是，华林根本不提儿子营养充足的饭食，是怎样获得的。

我在临产前一个月，沈亚红回武汉来办理辞职手续。

她怂恿和哀求我替她修改一个滥剧（八集电视连续剧剧本）。

当她把酬劳的价格提高到2千元的时候，我的眼珠子都差点跳出了眼眶。

我拥抱了沈亚红。

我为我们深厚的友谊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我的报酬，沈亚红与制片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电话谈判，我在旁边都听见了（几年之后我才发现制片人就是她的丈夫）。

我的心一直在怦怦跳，我还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劳动可以值这么多钱（我的枪手生涯就此开始，我要为我的儿子提供优质营养饭食，而不仅仅是水与大米熬成的米汤！

）！

也许只有我们家那盏廉价的台灯，还记得我怎样挺着膨胀的肚子，站在餐桌边（腹部太大无法伏案），没日没夜地修改剧本，双腿肿得像大象的腿。

夜深人静，城市沉浸在睡眠中，大街上清洁工人的一声咳嗽都会让我受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