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文初刊于《〈温故〉特辑：木心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后收入《草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孤露与晚晴[1]

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

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木心遗稿

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

到今年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

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

这是实话，亦且法国人不磕头。

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

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

，又是实话。

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

么？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

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

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

那是另一种“节奏”

。

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征性”

确乎不带来“任何东西”

——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

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

反倒周年忌日，无所感。

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

的意思，不是哀伤。

年轻人居然记得：去年临到十二月，海淀区一群大学生就要我去，说是为纪念先生逝世周年，预先申请了北大的某座礼堂。

二十一日，我去了，其时《文学回忆录》才刚弄好，正可是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