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种龃龉，章太炎曾有一个弥合之论：孔子自己说过，他“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从这层意义上看，《春秋》是经，《孝经》是传，两者正是教材和教辅的关系。

看看《春秋》，发端为“元年春王，正月”

，接着便是“仪父嘉隐公之至孝”

，推尊邾仪父，正是推尊鲁隐公，由此看出《春秋》包纳了《孝经》之义。

《春秋左传正义》认为《左传》明明是说鲁隐公主动向邾国交好，并不是邾仪父仰慕鲁隐公，又在桓公十七年记载邾仪父和鲁桓公会盟，那鲁桓公并非善类，可《春秋》在这条记载里依然把邾仪父称为邾仪父，可见隐公元年所谓“贵而字之”

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春秋左传正义》如此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两国结盟，如果各怀鬼胎，这个盟是很难结得了的。

由此推知，鲁隐公虽然主动示好，邾仪父对鲁隐公也必有仰慕之心。

至于邾仪父和桓公会盟那次，《左传》说邾仪父是要以此重申当初和鲁隐公的蔑地之盟，虽然是和不贤的鲁桓公定了盟约，但其本意还是好的。

《春秋》责备贤者，这里对他称字，正是责备贤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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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这是以经学家的逻辑来弥合矛盾，总算是把难题给抹平了，但若以史学上的可信度求之，那可就不大好说了，至少其大前提“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便不那么可靠。

2．释“未王命，故不书爵”

《左传》的这一段解经之辞看似朴实无华，却似乎潜藏着对公羊理论的颠覆性的意见，焦点就在“未王命”

这三个字上。

“未王命，故不书爵”

，解释的是邾仪父之所以未被称爵而被称字的一个理由，即“之所以《春秋》没有按爵位来称呼他，是因为邾国还没有得到周天子的封爵册命”

，这话背后暗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周天子最尊。

周代世界，本来就是周天子最尊（先是名实俱尊，后来只在名义上为尊），但公羊家的一个经典理论则是：孔子作《春秋》托王于鲁，或曰以《春秋》当新王——如果按这个道理，鲁国才应该是最尊的。

不少人注意过这个问题。

北宋刘敞是继孙觉、孙复一脉之后另开一路学术风气的大师，他在《春秋权衡》里评说三传得失，在这里说到：《左传》说邾仪父称字是圣人表扬他，这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