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家大谈“黜周王鲁”

，推鲁隐公为始受命王，这条解释却反其道而行之，领悟这里的“春秋大义”

分明是贬斥鲁隐公。

胡安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此见且议论更详：“国君改元一定要行告庙之礼，史官也一定会记录新君即位，而隐公即位却不见于《春秋》，这分明是孔子把这话给‘削’了去。

古时候诸侯继位袭封，必是继承前任国君；爵位和土地受之于天子，所以必然要向天子禀告。

而鲁隐公‘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是大夫们要立他为君，居然成真，于是乎后来种种篡弑纷争便由此而起，这实在是一个坏的开头。

所以《春秋》‘削’去‘公即位’来贬斥隐公，这是为了彰明大法，摆正父子君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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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陆淳还曾从“正月”

这个字眼上读出过孔子对“公即位”

的一番微言大义：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春秋》记载鲁隐公时代一共十一年，在这十一年里，只有隐公元年有正月，后边十年全不见正月的影子。

元年有正月，意味着鲁隐公理应即位却没有举行即位典礼，而其后十年未记正月，是讽刺鲁隐公理应为君却因行事不正而惹来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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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前代先贤们揣摩孔子之意是否贴切暂且不提，先说一下他们所透露的一个史料信息：诸侯虽然拥有着高度的自治权，继承人接班虽然有着明确的论资排辈的标准，但是，新君即位是要有正式典礼的，必须经由周天子的册封才行，这是很必要的合法手续，如王玉哲所谓：“诸侯对封土及人民在理论上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诸侯对国土可以世袭，但其嗣君必须得天子的批准，才有权即位。

……岂但诸侯后嗣必须经王之批准，连诸侯国内之卿大夫，也必须由周王直接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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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的这个“批准”

，是为“策命”

，是一件非常郑重其事的事情。

在青铜器铭文上可以看到这种册命，比如西周中期或晚期的《伯晨鼎》记载周王册命▓【造字：左上“甘”

，左下“十”

，右“亘”

】侯伯晨，铭文大意是：“八月丙午日，王命令▓【造字：左上“甘”

，左下“十”

，右“亘”

】侯伯晨说：‘继承你祖先的爵位，封侯于▓【造字：左上“甘”

，左下“十”

，右“亘”

】地，赏赐你黑黍酿造的香酒等等等等……’伯晨行拜谢大礼，称颂感激王的盛德云云，于是铸了这个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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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隐公即位如果没得到周天子的册命，也许其合法性真成问题。

但这事究竟如何毕竟也难于言之凿凿。

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了，《春秋》到底对鲁隐公是褒是贬、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这都越发令人困惑了。

的确，无论正方还是反方，说的都有道理，基本也都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