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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羊经解
(1)《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解
《春秋》写下“元年春王正月”
,却什么事情也没记,紧接着就写三月的事了。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个体例。
杨伯峻解释说:“《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书之。”
390赵伯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推论出《春秋》应该经过某个人(无论他是不是孔子)的统一编纂。
无论如何,这一奇怪之处更像是体例使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经学家们对此却没少“大惊小怪”
,因为在这“元年春王正月”
里不但真的有事发生,而且是件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鲁隐公即位。
而且,考诸全书体例,一般来说,某位鲁君新上任的时候,都要记一笔“公即位”
才是——当然,假如上一任国君是六月份死的,新国君接班,要到第二年元月才行即位之礼,391古时“立”
、“位”
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
写作“公即立”
。
392国君新立,境内改元,是谓改元即位。
所以,元年春王正月,这正应该是鲁隐公改元即位的时候,从体例而言,这里的写法应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如此大事,还是全书开篇第一大事,却缺而不录,涵义何在?
对这个问题“三传”
都有解释,唯一遗憾的是:三种解释各不相同。
在公羊家那里,“公即位”
是作为开宗明义的“五始”
之一的,此处缺而不书必有缘故。
《公羊传》的说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