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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不考虑苏洵于史实上的硬伤,单是在逻辑上他就无法自圆其说。
不过,这篇细密的论文仍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何休:孔子作《春秋》借天子之权柄,行周公之法度,自是“王者之事”
,世乱而从权,至少表面上确实有些僭越的嫌疑。
这个道理可能也确实难于被常人理解,所以孔子感叹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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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既为王者之事,自然该用王者的纪元,这也符合孔子“名正则言顺”
的主张。
借天子之权柄,行周公之法度,纪元问题自然也应该在这权与法的范畴之内吧?但是,义理如此,事实又如何?
5.何休的反对派——纪年的金文证据
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对者一样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学的专家当中,提出反对意见的也不在少数。
比如孔广森就在这个问题上说:天子和诸侯通称为“君”
,古时候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有不纯臣之义”
,和后世的所谓封疆大吏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自己的境内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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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的这个说法,当本于《白虎通义》。
所谓诸侯“有不纯臣之义”
,是说诸侯与天子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天子以宾礼敬待诸侯,诸侯则列土称君,南面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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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便何休自己在《春秋公羊传解诂》的一段解释里也这样说,认为天子和诸侯职分不同,但同是南面而治,之间有着亲属关系,异姓呼为伯舅、叔舅,同姓呼为伯父、叔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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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纯臣之义”
的这个质疑显示了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一处不同:秦汉以来,人们习惯于一个国家只有一种纪元,如唐朝贞观三年,无论在长安还是在洛阳,甚至在遥远的边疆,无一例外地都是贞观三年,如果当真出现了另外一个纪元和贞观纪元同时存在,那就说明有人造反了。
所谓“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
,在专制时代确实如此,如朱元璋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这就是改朝换代了。
不但历法有中央的唯一性,史书也有类似的性质。
秦、汉以后的人不大理解先秦社会,很容易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时代眼光来判断古史,如薛士龙《春秋旨要序》就曾论证周代诸侯本来没有、也不该有自己的史书,他们的历史属于地方志性质,由中央政府派人编修并统辖管理。
而从鲁隐公开始,改用自己的历法,编修自己的历史,诸侯的这种行为昭示了周王室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