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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公羊传·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何?四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
何讥尔?远也。
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
1516《新五代史·梁本纪》“甲子,皇帝即位”
句下徐无党注:自即位以后,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
1517[宋]刘敞《春秋传》:鲁史记之例,常事不能悉书备载,《春秋》尽削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讥,为万世法,故曰:非记事之书也。
或笔一而削百,或笔十而削一,削者以笔见,笔者以削见,屈伸变化以著其义,使人深思而自省悟,应问以穷其奥。
1518[元]程端学《春秋本义》自序:孔子何为修《春秋》?明礼义、正名分、辨王伯、定中外、防微慎始、断疑诛意。
其书皆天下国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复礼而已。
三代盛时,礼义明、名分正,上明下顺,内修外附,民志既安,奸伪不作。
孔子生乎此时,《春秋》无作也。
周纲堕、诸侯纵、大夫专、陪臣窃命、吴楚内侵,人道悖于下,天运错于上,灾异荐臻,民生不遂。
孔子既不得出而正之,则定《诗》、《书》,正礼乐,赞《周易》,而常道著矣。
复修《春秋》,即事以立教,而其所书皆非常之事。
人知其事之非常则常道有在。
夫知非常则知己之所当克,知常道有在则知礼之所可复,故《春秋》不书常事,属辞比事,使人自见其义而已。
孟子曰: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
此之谓也。
若邵子谓录实事而善恶形于其中,朱子谓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者,盖有以识夫笔削之意。
若董子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者,又此经之大旨也。
三传者之作固不可谓无补于经也,然而攻其细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遗一事之义,以日、月、爵、氏、名、字为褒贬,以抑扬、予夺、诛赏为大用,执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则辗转生意,穿凿附会。
何、范、杜氏又从而附益之,圣人经世之志泯矣。
后此诸儒虽多训释,大凡不出三家之绪,积习生常,同然一辞,使圣人明白正大之经,反若晦昧谲怪之说,可叹也已。
幸而啖叔佐、赵伯循、陆伯冲、孙大山、刘原父、叶石林、陈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传之非,至其所自为说,又不免褒贬凡例之敝。
复得吕居仁、郑夹漈、吕朴乡、李秀岩、戴岷隐、赵木讷、黄东发、赵浚南诸儒杰然欲扫陋习而未暇致详也。
端学之愚,病此久矣,窃尝采辑诸传之合于经者曰《本义》而间附已意于其末,复作《辨疑》以订三传之疑似,作《或问》以校诸儒之异同。
廿年始就,犹未敢取正于人。
盖以此经之大,积敝之久,非浅见末学所能究也。
尝谓读《春秋》者,但取经文,平易其心,研穷其归,则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义小大相维、首尾相应,支离破碎、刻巧变诈之说自不能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