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王正月”

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而“春王正月”

却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古代经师也多有人以为这个“春”

字是孔子所加（如朱熹《与张敬夫》）193，而程颐的说法是：周历正月并非春天，孔子之所以要这么写，是要“假天时以立义”

；叶梦得考之《左传》，认为《春秋》和《左传》在记时上常有两月之差，由此推论《左传》的材料取自国史，而《春秋》则用周正；陈傅良《春秋后传》甚至由此推论出孔子有“尊周而罪鲁”

的意思。

194无论如何，这小小的一个时间记载上，在古人眼中确乎表达着某些难以言传又捉摸不定的深刻涵义。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无考》中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说这些是有助于判断文献真伪及其时代先后的重要参照。

八项中的第一项就是“四时”

。

195

这样看来，“春王正月”

的“春”

字为后来的某位作者或整理者所加，似是个呼之欲出的结论了。

那么，前述王树民和张政烺对始隐问题的推断也就获得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前提。

那么，由此稍稍推论一下，假定这位“某人”

真的存在，他真就是传说中的孔子吗？赵伯雄说：“通过对‘书时’一事的考察，感到还是应该承认《春秋》确曾被人整理加工过，至少书中的‘时’应该是后加上去的。

那么是谁加上去的？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孔子，也应该是孔门的弟子或后学。

但要完全落实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证据，目前暂时还无法做到。

不管怎么说，《春秋》一书最初作为原始的史册，应该是没有那样严格的记‘时’的；而此书作为儒家的经典或者教材来被人钻研讲论的时候，已经是严格地按照规则书‘时’了。

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

依照这个说法，如果这位“某人”

就是孔子或孔门后学的话，随即便又出现了两个疑问：一是：孔子的时代是否太早，早到不会习惯“春王正月”

这种语法；二是《论语·卫灵公》里有这样一段话：“颜渊问为邦。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颜渊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用夏朝的历法，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

关于“行夏之时”

，杨伯峻注释：周历“虽然在观测天象方面比较以前进步，但实用起来却不及夏历方便于农业生产。

就是在周朝，也有很多国家仍旧用夏朝历法。”

196钱穆的意见也是：“孔子重农事，故主用夏时。”

197这样看来，孔子分明是主张用夏历的，或者至少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主张使用“夏时”

。

那么，他又怎么会在《春秋》里从头到尾地去“改时”

？即便要改，也应该把周正改成夏正，以此来体现自己治理国家要“行夏之时”

的政治理念。

如果按赵伯雄所说“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

，那也该是统改为夏时才对。

“行夏之时”

的这个问题，古人早就想到了，尽管他们所想的并不是上述这种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