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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点中,第一点如果属实的话,说明了世道变乱、礼崩乐坏;第二点则让人疑惑:天子应当是爵位的授予者,如果“天子”
二字也是一级爵位,那又是由谁授予的呢?——这个疑惑在古人那里一直争论不休,易学家和今文学家力主天子之称为爵称,而古文学家则认为天子非爵。
许慎《五经异义》力证天子为爵称,郑玄《驳五经异义》则从《仪礼·士冠礼》的“生无爵,死无谥”
出发,论证说:“既然天子死后是有谥号的,自然活着的时候也有爵位。”
许、郑之争是东汉经学的一次重要交锋。
及至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则把“天子为爵称”
这个问题在民本主义的大前提之下加以弥合:“君是为民而立的,所以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其实都是一回事,并非绝世之贵;俸禄是劳动的报酬,所以君卿士大夫拿俸禄就和庶人当差拿俸禄是一样的,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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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顾两说各有各的道理,郑说从逻辑出发,顾说则似在借古讽今,借古代文献阐发新的观念,很难说在考据意义上有多大的可靠性。
但毕竟古代文献不足,大家所能做的,也只是从有限的证据中做出各自的推测罢了。
但是,仅仅从《春秋》一经三传来看,一般人便难免生出对五等爵之说的怀疑。
比如,按照常理,级别越高,人数也就越少,那么,依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序列,公爵如果有五个,那么从侯爵到男爵应该人数越来越多才对,但《春秋》一经三传所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列国爵姓表”
来看,侯爵和伯爵为数很多,子爵和男爵反在少数,尤其是最末等的男爵,仅有三例而已,而最高等级的公爵虽然也只有五例,却生出了另外的疑惑。
种种疑惑直至近代才由傅斯年第一次系统论之,他在《论所谓五等爵》一文中颠覆旧说,认为五等爵之论只是后人附会罢了,并非周人真有其制。
傅先从五等爵的字义入手,说“公”
原本和“君”
、“兄”
都是一回事,由“公”
孳生出“公子”
一词,但不存在“伯子”
和“侯子”
。
“公”
是一个很宽泛的称谓,并非爵号,凡是拥有封地的人都可以称“公”
。
至于“侯”
,是从“射侯”
而来的,本义是指箭靶子,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
箭术是古人最重要的一门武术,王室委任一些武士在中央直辖区之外负起守土御乱的职责,是为“侯”
。
“伯”
,原指家长,而在当时的宗法社会里,一家之长往往也就是一国之长。
“伯”
字也是一个泛称,并非爵位之一种。
“子”
的本义是儿子,一般情况下是指诸侯之子,尤其是得到分封的诸侯庶子——大宗称伯,小宗称子,伯和子正是相对而言的。
“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