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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年”
概念上,何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这个“君”
字是大有涵义的。
对于鲁隐公,可称侯,可称公,也可称君,这里的“君”
指的就是鲁隐公。
“君”
这个称呼,无论是天子和诸侯都可通用95——“君”
之子就是“君子”
,此即“君子”
一词的本义——所以,《公羊传》用“君”
这个有着宽泛涵义的称谓赋予鲁隐公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号,于是“《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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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说天命从此便由周王室转到了鲁国,或说这种天命的转移只是出于孔子假托,即“托王于鲁”
,而《春秋》贬斥周王室,尊崇鲁公室,是谓“黜周王鲁”
,再发展下去,鲁国的孔子便继承天命,成了无冕之王(素王),97他的这部《春秋》就是王朝宪法——不过,这宪法既非为鲁,更非为周,而是预先为汉朝准备的。
汉朝尊崇孔子,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此中深意,“按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落在政权、政体、政制上说的虚权,其所虚之权,乃是指‘立道’、立法、制度权。
而所谓‘立道’之道,则就是国家根本的大经大法,是政权的轨道。
按秦制,这些属于国家最高权力,归皇帝一人掌握。
董仲舒鉴于暴秦专权之弊,通过他的素王理论明白确定地表达出,这些立道、立法、制度权,在孔子这位居于圣格的素王,也就是说,董仲舒提出素王观念作为安排政权轨道的原理,是想把这些最高权力从有冕之王处分割出来,划归于素王。
素王所立的大经大法即见于‘先正王而系万事’的‘素王之文’《春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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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正王而系万事”
,标元年意在正始,这普普通通的“元年”
两字,背后却有深刻的涵义,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就体现在这两个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说道:称一为元,是为重视开始。
“元年”
是很有内涵的,告诉我们治国之道一定要从第一步就走好,而这个治国的第一步就是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