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论，即便能够确认《春秋》确实是孔子所作，但王说还只能算是入情入理而已，铁证依然渺茫。

毕竟，对答案的评判不能只看它是否合理，因为合理的答案未必就是正确的答案。

在若干个合理答案之中，“更合理”

或者“最合理”

的那个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不是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只按照理性行事，也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所有记载更不会毫无遗漏地告诉我们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环节。

于是，事件常常是需要拼凑的，“合理”

常常是存在缺环的，不合理的答案未必是不正确的。

7．效法天数：最“不合理”

的答案也许才是正解

一个“不合理”

的答案带着证据出现了。

曾被王充狠狠批驳过的“《春秋》十二公为效法天数”

之说在两千年后又以崭新面目伴随着崭新证据而重现，这证据是两件青铜器：秦公钟和秦公簋。

张政烺从这两件青铜器铭文入手，阐述着“十二”

这个数字在古人的眼里如何意味深长。

张文题为《“十又二公”

及其相关问题》，60大意是说：

秦公钟和秦公簋的铭文都有“十又二公”

字样，看来这是指秦国国君世系上的十二位先君，但这“十二公”

到底是怎么回事，历来让人费尽猜疑。

秦国的十二公和本文并无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是：“十二”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张文引述了《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的一句话：“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

（周朝称王天下，制订礼制，其中规定了上等物品的数目不超过十二。

）这话的背景是鲁哀公和吴国人的一次外交活动，当时吴国人提出的送礼数额是牛、羊、猪各一百头，子服景伯认为凡事都该按规矩（礼）来，送礼送多少，周礼都有详细规定，而周礼对上等物品数量的最高定额就是十二，因为这个数字是“天之大数”

。

《左传》杜注是：“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

大意是说：天有“十二次，所以制礼的时候对此予以效法。”

张说：“‘十二次’是天文学家的术语……古人认为岁星（即木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所在的位置叫作一次，故周天有十二次。

但是，十二年绕天一周这个周期太长，一般人不会留心每年岁星怎样移动，十二次在非天文专业人员的头脑里不会形成一个概念，因此也就不大可能把它当作天之大数。

古人最早知道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是天之大数首先是从十二月来的。”

古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十二”

这个“天之大数”

的效法并不罕见，就连作衣服也要体现这个数字：“《礼记·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