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楠在墓碑前站了很久了，眼睛一眨不眨，撑一柄黑胶雨伞，雨顺着伞面从边沿落下来，一道一道像是珠帘。

她就透过这些珠帘看自己的哥哥，觉得那面目熟悉又陌生。

她对盛夏说，“我上一次见他，还是我高考结束那天，他在考场外等我，那时候他赶着去黎巴嫩，看见我出来，问我紧张不紧张，我说我唯一拿手的英语好像也考砸了。

他若有所思了片刻，跟我说没关系，尽力了就好，未来有很多路可以选，一次考试考砸了，天不会塌下来，哪怕这个考试是高考。

我从小就特别崇拜他，他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几乎他说什么我都信。

我本来很沮丧，他安慰我之后，我就觉得舒服多了。

我问他这次在家待多久，他很抱歉地说，晚上七点的飞机，马上就要走了，我觉得好失望。

他总是这样，说走就走，有时候一走大半年甚至一年多都回不来，我说那你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啊？他说不知道，然后抱了抱我就匆匆忙忙走了。”

后来他从黎巴嫩辗转到津巴布韦，又从津巴布韦到埃及，最后去了中东，那边战争打了两个月了。

他就在那边工作，有时候李亚楠会在新闻上看到他，背后是漫天烟尘，他穿着媒体防爆服，一边挎着防毒面具，一边背着大大小小的相机，一张脸被尘土刮得发黄发干，对这里镜头冷静地不掺丝毫私人情感的进行报道。

其实也不是无动于衷，面对死亡和战争，谁又能无动于衷，只是这份工作就是这样，你必须要站在上帝的角度，不含悲悯和愤怒地用镜头去记录，去报道，去挖掘。

越冷静越客观。

他最后一次打电话到家里是一个傍晚，家里来了客人，妈妈匆匆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

李亚晖说这次要久一点，妈妈很生气地说：你别回来算了，末了又软了语气，说：你早点儿回来。

李亚楠忙着跟表姐去试新买的裙子，在电话里敷衍地问了声好就回了房间。

再过一个月，就联系不到他了，以前也经常这样，他出任务的时候，就像是人间蒸发了，除了偶尔能在新闻上看见他的脸，确认他还活着，其他时间压根儿联系不上。

再后来，报社打来电话，说人没了，节哀。

那天a市是个阴天，云层低垂，黑压压地迫人神经，李亚楠抱怨了几句这要下雨又不下的天气太烦人，妈妈叫了几个人在家里打麻将，一会儿“碰”

一会儿“自摸”

一会儿“杠上开花”

一会儿又“胡了”

，声音清晰地从偏厅里传出来，爸爸加了一夜的班，就着客厅的凉气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打呼噜的声音很有节奏感地敲击着耳膜，她就在两方夹击的噪音攻击里看一本西语书，那是个闷热的下午，空调无力地转着，汗顺着背脊和额头往下滚。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她捂着一侧耳朵，大声地问，“你说什么？”

踢着拖鞋往阳台上走。

那边重复了一句，声音是沉沉的哀痛。